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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

多數史學家和歷史愛好者都承認,歷史作為史實來講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沒人可以更改;可以改變的只有當時人和後來人的看法——看得見的和沒看見的,從前後看的,從左邊看和從右邊看的。對於“沒看見”的那些歷史,後人就開始挖掘、考證、猜測、演繹,於是就出現了歷史究竟由誰來說、怎麼說、從什麼角度來說的問題,於是出現了我們見到的古今中外那麼多的著名史書,於是也就有了這部《絲綢之路》。

從西方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誰在說”和“怎麼說”的問題大致有幾種傾向,它們與《絲綢之路》的立意和特色有關,值得注意。首先是湯因比提出的反歐洲中心論的思想,即如果僅僅將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範疇,將大大限制歷史學家的視野。他認為,歐洲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獨立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所有的歷史現象應該放到更為廣闊的範圍內比較和考察。第二種是我們常說的非英雄史觀,即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從人民的角度講述歷史(“全民說”)會比領袖史和英雄史呈現更多的視角。這方面的例子可以舉美國曆史學家的《美國史》(布林克利著,一部描述美國人民共享大眾通俗文化的歷史),這可算是一部真正的美國人民史。還有一種就是“執行緒性”歷史,分為“單執行緒”或“多執行緒”。“單執行緒”說史的例子,可以舉《極簡人類史》(大衛?克里斯蒂安著),它是一部“大歷史”研究,將人類史作為宇宙史的一個章節來描述,為讀者梳理歷史線索,最後就歷史程序中的關鍵節點達成共識;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讀者手中的這本“多執行緒”結構的著作《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充分體現了上述的歷史觀,以及“誰在說”與“怎麼說”的新構想。作者首先定位他的歷史視角:“數千年來,連線著歐洲和太平洋、坐落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區域,才是地球運轉的軸心。”這幾乎是提出了一種“東方中心論”。此外,作者基本採用了“全民說”的視角——平民和皇帝都在訴說歷史。作者還採用了“多執行緒”史觀,如同文學中的“多視角敘事”。

《絲綢之路》的“新史”特點還在於作者的構思,即作者對於歷史該“怎麼說”的思考。我們都知道,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但我們用英文說絲綢之路的時候,往往使用單數(Silk Road)。而作者使用這個名詞的時候,一直是用複數,包括他的書名。因為在他的“新世界史”架構中,那些“路”都是些值得大書特書的:從4000年前“絲綢之路的建立”到“宗教之路”,從“美國的絲綢之路”到世紀之交的“悲劇之路”,整整25條路,甚至包括瞭如何打造今天新的“一帶一路”。從多執行緒的“路”來觀察世界歷史,將世界史重新組合成一個與時俱進的完整體系,的確是一個超乎尋常的構思。

作者同樣解決了歷史“誰在說”的問題——即大家“都在說”。作者飽覽群書,查閱了他在各國圖書館能夠找到的所有文獻史料,終於寫成了這部旁徵博引的作品。書中的論述無一找不到出處,那一百多頁的尾註就是最好的證明,平均每一章都引證近百條文獻資源。歷史,誰在說?閱讀這本書,您能聆聽到從遠古傳來的聲音,當然更要聽聽作者在如何說。

作者彼得?弗蘭科潘先生在“說”——貫穿全書的“東方中心”的視角,作品的“多執行緒”和隱形的“線性史”結構,以及作家對“絲綢之路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復興壯大”的期待,足以讓您興奮不已。

翻譯這樣一部史書,對譯者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本書合譯者孫芳是第十三至第二十五章的貢獻者,多謝她的譯文。我們在有限時間內竭盡全力搜尋和探尋,但無法經常去圖書館核對原文,這些都是遺憾。原著涉及中國的部分都是從海外譯本引用的,從原著的英文再翻譯成中文的人名、地名和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