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筋。就像磨刀一樣，刀磨過之後，重又鋒利起來，回頭再搞學術研究，重新抖擻，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紛至沓來，亦人生一樂也。我自知欠一把火，雖然先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理事、顧問，卻從來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聖”的名稱，是我崇拜的物件，我哪裡敢魚目混珠呢？

至於搞翻譯工作，那完全是出於無奈。我於1946年從德國回國以後，我在德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的研究工作，由於國內資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張。當時內心極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我必須找點工作幹，我指的是寫作工作。寫散文，我沒有那麼多真情實感要抒發。我主張散文是不能虛構的，不能講假話的；硬往外擠，賣弄一些花裡胡哨的辭藻，我自謂不是辦不到，而是恥於那樣做。想來想去，眼前只有一條出路，就是搞翻譯。我從德國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譯起，一直擴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學作品。最長最重要的一部翻譯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部翻譯的產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黴、精神最痛苦的時候。當時“*”還沒有結束，我雖然已經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幫大院”已經解散，每一個“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單位，群眾專政，監督勞改；但是我頭上那一摞莫須有的帽子，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還沉甸甸地壓在那裡。我被命令掏大糞，澆菜園，看樓門，守電話，過著一個“不可接觸者”的日子。我枯坐門房中，除了傳電話，分發報紙信件以外，實在閒得無聊。心裡琢磨著找一件會拖得很長，但又絕對沒有什麼結果的工作，以消磨時光，於是就想到了長達兩萬頌的《羅摩衍那》。從文體上來看，這部大史詩不算太難，但是個別地方還是有問題有困難的。在當時，這部書在印度有不同語言的譯本，印度以外還沒有聽到有全譯本，連英文也只有一個編譯本。我碰到困難，無法解決，只有參考也並不太認真的印地文譯本。當時極“左”之風尚未全息，讀書重視業務，被認為是“修正主義”。何況我這樣一個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門房中攤開梵文原本翻譯起來，旁若無人，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至少也得挨批鬥五次。我哪裡有這個勇氣！於是我晚上回家，把梵文譯為漢文散文，寫成小紙條，裝在口袋裡。白天枯坐門房中，腦袋裡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為有韻的詩。我被進一步解放後，又費了一兩年的時間，終於把全書的譯文整理完。後來時來運轉，受到了改革開放之惠，人民文學出版社全文出版，這是我事前絕對沒有妄想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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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與外語（1）

1997年

問題的提出

我們正處在20世紀的世紀末中，也可以說是處在第一千紀的千紀末中，再過幾年，一個新的世紀，21世紀和一個新的千紀，第二千紀，就要來到我們眼前。值此世紀和千紀轉軌之際，學術界的各門學科都在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語言學界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過去將近100年中，我們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以外一些人士，對待外語的態度有天翻地覆的轉變。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世紀初的漠然懵然進到了世紀末的肅然狂然。時至今日，不但大中小學都有了英文教學，連給店鋪起名，給商品命名，給新生嬰兒起名字，都非帶點洋味不行；連官方的電臺也稱之為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好事呢，還是壞事？這是進步呢，還是退化？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這裡先不深入探討。但是，我個人總認為，這是大勢所趨，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頭搖得再厲害，也無濟於事。

但是，我們語言學界也不能特立獨行，我們也不能反潮流，我們也必須在回顧與前瞻的基礎上思考與語言有關的問題。問題是千頭萬緒，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先提出一個在我們日常活動中和學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