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了正面評價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這本書畢竟是第一部旗幟鮮明的著作，把一個面目猙獰的政治狂人還原成了一個真誠思考人生問題的個性鮮明的哲學家，評價上的這種巨大逆轉自然會給人以深刻印象。其二，這本書的文字風格不同於一般哲學書，流暢而富於激情，因而能給人以新鮮感，也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事實上，當我寫作時，我始終浸潤在尼采本人文字風格的氛圍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響。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書中借尼采之口談了我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思考。許多地方，簡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說的，哪是我說的。我一面闡發尼采哲學，一面我自己的生命體驗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樣噴湧而出。當我對尼采發生巨大共鳴之時，實際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歐洲思考的問題轉換成了我自己的問題，而讀者的巨大共鳴表明，它們也是今日中國許多人面臨的問題，觸及到了轉型時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機。所以，若要論這本書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學術史上，而是在當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上。對於我自己來說，這本書的意義主要在於使我明確了我的哲學研究方向應是我一向關注的人生課題，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學之路的真正開端。

在出書同時，我還在北京和外地一些大學做講座。最難忘的是平生第一次講座，書尚未出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近千個座位坐得滿滿的。我剛開口，突然停電了，講臺上點燃一支蠟燭，底下一片漆黑，我感到自己像在佈道，講的卻是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剛講完，又突然燈火通明，全場歡呼。除大學外，我還應邀在一些高層幹部學習班上講尼采，主辦者包括團中央和省委宣傳部，這很能反映那個年代氣氛的活躍。在團中央的班上，聽眾是全國大學團委書記二百多人，我講完後，一個當年著名的德育專家要求也安排他做講座，名曰消毒，被主辦者婉言拒絕。

如果說《轉折點》是我在兩個月內一氣呵成的即興之作，那麼，我的博士論文《尼采與形而上學》的分娩過程就格外艱難了，從動筆到完稿拖了一年多，直到1988年中才完成，致使答辯和畢業也相應延期。在這部也是十八萬字的著作中，我自信我的學術能力經受住了考驗，對尼采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方面的思想和建樹給出了一個相當清晰的分析，證明了他不只是一位關心人生問題的詩性哲人，更是一位對傳統形而上學問題有著透徹思考並且開闢了新思路的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使我難以忘懷的是，汝信為我組織了一個堪稱最高規格的答辯委員會，聘請了學界耆宿賀麟、馮至、楊一之、熊偉諸位先生，他們不久後均相繼去世了。此外還有中年俊秀葉秀山、王樹人先生。賀麟先生擔任主席，他當時真正已經老態龍鍾了，走路和說話都很艱難，需人攙扶和傳達。馮至先生不愧是德國文化領域的大學者，十分熟悉尼采著作，指出了兩處事實性錯誤，我查書後均得到確證。我與汝信的師生之誼可謂淡如水，非十分必要我是不去打擾他的，但我始終感謝他在指導我時所表現的開明作風和默默提攜的善意。我的博士論文於1990年9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在葉秀山和我主編的“博士論叢”叢書中，僅印了二千冊，出版後無聲無息，與《轉折點》適成鮮明對照。不過，虧得有了這本書，哲學界的朋友再不敢說我只能寫通俗小冊子了，一些海外學者對此書也十分推崇，臺灣一所大學哲學系還把它列為研究生的必讀書。總的來說，這本書的價值尚未得到應有的認識。我讀到兩本論尼采在中國的專著，一本是國內的，一本是在德國出版的博士論文，都闢專章談我的尼采研究，但主要都是談《轉折點》，對此書則一筆帶過。我自己認為，就學術水準和思想深度而言，《轉折點》完全不能與此書相比，寫《轉折點》時我不過是尼采作品的一個愛好者，而在這本書中，我真正進到了尼采的問題思路之中，其深入的程度還很少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