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機智和紳士風度，而不是因為他的民主事業。”我聽了暗自讚賞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個副主編曾經到處發牢騷，抱怨甘陽獨斷專行，惹起了這個事端，卻在會上發言說，現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這種不光明表現令我十分反感，從此和他疏遠了。甘陽當真為此事痛苦，有一個細節為證。他從越勝那裡借了一本《東方紀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儲安平》，還到越勝手上，越勝一看樂了。那篇文章裡有“強調集體領導實際上是抹掉主編的主體地位的一種堂皇託詞”一類話，甘陽在這些話下面都劃了道道，我能想象他這麼做時一定充滿悲劇感。

在那以後，我不想再過問這件事了。我本來就把編委會看作甘陽個人的事，並非認真要搞什麼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過我的逍遙日子。我對自己說：我愛甘陽，我更愛民主；但是，我愛民主，我更愛自由。越勝當然也超脫，他對我說：“我們不是辦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聽聽音樂，寫寫文章，當竹林七賢。第一流的人就這樣，編書之類讓二三流的人去幹。”然而，甘陽不肯罷休了，派兩個副主編帶著他的一封信分頭找嘉映、友漁、越勝和我談話，勸我們自動退出編委會。他們三人都同意了，惟獨我拒絕，說：“讓甘陽開除我吧。”當時八九風潮已起，不久後甘陽到了國外，還沒有來得及開除我，編委會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不過，我倒寧肯自己被開除，而編委會繼續存在，心裡真為這支力量散夥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後期，除學界外，藝術界也十分活躍。出版《轉折點》後，我認識了一撥號稱北方群體的新潮畫家，他們常來看我，帶來美術界萌動的資訊。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那天我去了，美術館一至三樓展廳熙熙攘攘，盛況空前。一樓是行為藝術，各種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居然進了國家藝術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洗腳的男人，他穿紅衣戴紅帽坐在紅布簾後面，赤腳伸在紅盆裡。二樓是油畫，我認識或不認識的畫家拉我在他們的作品前合影。我還沒有來得及上三樓，突然封館了。我問服務員：“美術館中午不是從來不閉館嗎？”她生氣地回答：“美術館也從來沒有開過這種展覽！”原來，剛才在一樓展廳，一個女子——據說是作者本人——用氣槍射擊作為展品的模擬電話亭。她被抓走了。出動了數輛警車和一些警察。人們聚集在門廳裡和門外廣場上，議論著，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其實事件已經發生，封館成了整個展覽的高潮。人人興高采烈，那天是農曆除夕，可真有點兒節日氣氛。巨大的黑布鋪在廣場上，上面綴著本次展覽的圖徽——不準調頭的交通標記，人們紛紛以之為背景留影，然後作為事件的見證人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歡行為藝術，覺得其中多半不是藝術，只是在製造新聞，怎麼出格、離奇、反叛、轟動就怎麼幹。我相信畫布是永恆的，畫家的天職就是畫畫，最後還是得憑繪畫作品分高低。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面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其中一些人確實獲得了成功。我更喜歡那些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追求的藝術家，雖然他們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劉彥。當時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畫家是劉彥和廣義，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個人都聰明可愛，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識劉彥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縣講尼采，課後他飄然而至，年輕單純得像一個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臺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專程到北京影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經歷。其後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