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牆枯樹，偶聞狗叫，一片靜穆。農民樸實而熱情，把旱菸袋遞給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個青年農民向我贈五言詩，我愉快地應和回贈。有時也不免鬧笑話，乍見農民如同乍見老外，覺得他們長一個樣，判斷不了他們的年齡，見了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農民開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話出在執行這次下鄉的任務上。我負責寫一個老僱農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給地主扛長工，在我的引導下，他大訴其苦，我如獲至寶，趕緊筆錄。可是，到頭來我終於聽明白，他訴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苦。我追問他扛長工時生活怎樣，他的表情頓時舒展開來，說那時候可好了，吃得飽，活不重。這個家史當然沒法寫了。

去平谷只是下農村的小小前奏。從1964年開始，全國黨政機關人員包括高校師生組織成工作隊，分期分批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四清運動。整個大學第三年，我們在順義縣城關公社搞四清。原先宣佈只參加這一期，然而，該上四年級時，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學系搞學校社教試點，哲學系停課，便安排我們先去首鋼勞動一個月，後到懷柔縣崎峰垞公社參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順義，我被分配在城關大隊的一個生產隊。工作組是混合編制的，共六人，成員來自不同學校，組長是北京輕工業學院的一名女教師。一間農舍兼男宿舍和辦公室，我們沒完沒了地在那裡面學習和開會。房間裡整天煙霧繚繞，把我也燻成了一個忠誠的菸民。我抵禦不了烤煙香味的誘惑，一開始卷喇叭筒抽著玩，後來就自己買菸，從八分錢一包的綠葉過渡到兩毛一一包的黃金葉。時常為生產隊裡的問題發生爭論，我和小傅總是“右派”，那個小嚴永遠是唱高調的“左派”。小傅是輕工業學院的男教師，有動人的歌喉，為人輕鬆隨和。小嚴是科技大學的男教師，擔任副組長，正在爭取入黨，整日繃著一張煞有介事的面孔。我發現，“右派”和“左派”的區別就在於是否尊重常識，而不尊重常識的人往往有極強烈的功利心。大隊會計劉殿才在我們生產隊裡，便成了我們工作組的重點清查物件。這個人十分精明，能說會道，無論怎樣攻心、查帳，都無奈其何。最後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風問題，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裡一個女青年拉進廁所裡發生了多少次關係。他說那個女青年是情願的，那個女青年說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組為此分別對二人進行了一次次訊問，結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負責隊裡的青年工作，這項工作單純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歡我這個與他們年齡相仿的大學生，他們的父母也把我引為子女的榜樣。

懷柔如今已成為北京人消度週末的休閒勝地，當年卻以窮山惡水著稱。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臺子大隊，工作隊的指導員是一個軍人。與第一期的大兵團作戰不同，這一期人員較少，全隊不過幾人，不再分組。同隊還有兩個北大學生，都是西語系的，一個是從中央警衛團轉業的，擔任工作隊長，自我感覺極好，總與一個從農村抽調上來的風騷的女隊員打鬧廝混，另一個是比我還笨拙的書生，成了經常遭指導員數落的受氣包。我身上右的傾向根深蒂固，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隊裡有一個老漢是“壞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與大隊書記吵過一架，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耿直勤勞的人，便堅決主張為他平反，結果被批評為階級立場不穩。我還十分同情一個富農的女兒，她是一個漂亮溫順的姑娘，卻不得不經常參加為地富子女召開的會議，恭聽侮辱性的訓示。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我領教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等級制度何其嚴酷，所謂四類分子固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的子孫實際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賤民。我不能不將心比心，設想自己倘若投生在這樣的人家，情形將是何等悲慘、絕望、不公正。

那時候懷柔山區的農民真是窮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糧為綱，便只好炸開石山，沿坡壘築壩階，造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