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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現代文學研究界還是在普通的閱讀接受領域，老舍一向被當作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的一個得到較高的尊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三大“新貴”的座次直線上升，此外艾青、馮至、穆旦這三大詩豪也身價倍增，再加上趙樹理、丁玲乃至張恨水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六大巨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郭巴”兩位似乎被認為不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而準備在恰當的機會將他們列入“甲B”的二流集團，而茅盾的長篇小說“大哥大”的寶座也搖搖欲墜。在這樣豪傑並起的境況艱難中，老舍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有凌越於茅公巴老之上，與沈從文錢鍾書平起平坐、蟬聯現代小說大師“後三雄”之勢。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原因是老舍並不處於全域性之中的“亮點”。而當我們在鎂光燈刺眼的閃爍之餘稍微去注視一下老舍時，則或許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讓我們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幾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我們來看，在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老舍明顯是個“異類”。魯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吶喊的吶喊，涅槃的涅槃，為人生的為人生。巴金可說是五四精神在小說領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訴”，就喚起了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他描寫魯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學習茅盾式的“三部曲”而發揚光大。曹禺則是“五四”精神在話劇領域的代表，雖然主觀上沒有那麼強烈的“五四”創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正好呼應了時代對新文學話劇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讀成話劇裡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讀成話劇裡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願追隨新文學的車輪一同前進。這5人中，從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應有盡有，按照中國人的“數字審美學”，已經可以組成一個圓滿的“五虎將”陣容。可人們不知從何時起，非要加進一個老舍才覺得“六六大順”。殊不知，老舍跟他們，用老舍式的話說：“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親戚”。彷彿推選6大高僧，混進了一位老道，雖然也是出家人，但唸的根本不是一本經。看看名字就覺得彆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較深刻的意義，“魯迅”是“雖魯而迅”，“沫若”是家鄉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曹禺”是“萬分”（雖然他們本人未必承認）。只有這個“老舍”，是取本名“舒慶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無深意，是“五百年的舊房子”還是“一年四季開粥廠”呢？不管哪個意思，都透著俗，這是一個標準的舊派文人的筆名，當然比起什麼“泣珠生”、“春來瘦”一類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師最大的區別在於，他不是吃“五四”飯的。雖然六巨頭中他是惟一生長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彷彿身處風暴眼，那風暴跟他沒關係。“五四”時期那七八年，老舍忙著養家餬口，當過一陣小學校長，還當過一陣勸學員。後來雖然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但那是為了給出國混事打基礎，他跟大學裡的風潮、派系基本上沒瓜葛。想要用“五四”給老舍臉上貼金是比較困難的，老舍在1957年寫了一篇《“五四”給了我什麼》，想給自己貼點金，可是囉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說的廢話，無非是“五四”讓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話文。我們頂多可以說一句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但這也很難講，因為後來老舍成為大作家後，除了在官樣場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對待“五四”的態度上，跟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極其相似的：熱烈擁護，堅決支援，但到底擁護的支援的是什麼玩意，自己並不大清楚。 老舍殺入文壇，也跟別人不一樣。老舍一不為什麼主義，二不湊什麼熱鬧，三沒有什麼集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