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書》裡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漢末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或放逐，或鎮壓，或永不敘用，弄得大家膽戰心驚，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話說曹操（3）

心靈不解放，文學之鳥是飛翔不起來的。

曹丕《與吳歌令吳質書》裡，具體地描寫了他們的一次出遊，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盡，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這種文友間的平等來往，證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為五官將的曹丕，那時正如日中天，是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能夠這樣不擺架子，與一個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時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一樣，也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

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裡被當作喬國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開這樣的玩笑：你要是經過我的墳墓前，不下車好好祭奠我的話，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讓你肚子疼，你可別怪罪我。說明曹操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但不對他的統治產生危害和威脅，也還是能夠欣賞這種文人的幽默感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作為文學家，不愧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為政治家，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這根政治神經的人，不管是作家，詩人，還是其他什麼人，他是一點也不客氣的。

文學的每一步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越過政治雷池，被視作離經叛道，逾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還有一個劉楨，被曹操送到採石場去勞改的。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