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經過互相撞擊、互相較量、互相適應、互相融會等等階段，最後才能談到吸收。在這個很長的過程中，外來文化必須撞掉與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的那一部分，然後才能被接納。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提供了大量的這樣的例子，生動而又具體。正是寅恪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寫過大量的論文，有興趣者可以自己去讀他的原作，我在這裡不可能一一列舉。

但是，我仍然想舉兩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是關於“道”字的譯法問題。唐代初年，印度方面想得到老子《道德經》的梵文譯本，唐太宗把翻譯的任務交給了玄奘。玄奘把至關重要的“道”字譯為梵文mārga（末伽）。但是那一群同玄奘共同工作的道士卻大加反對，認為應該用佛教術語“菩提”來譯。這個例子頗為有趣。中國和尚主張直譯道家哲學中最重要的術語“道”字，而中國道士反而偏要用佛教術語。在這之前，晉代的慧遠《大乘義章》中已經談到這個問題：

釋言：外國說“道”名多，亦名“菩提”，亦曰“末伽”。如四諦中，所有道諦，名“末伽”矣。此方名少，是故翻之，悉名為道。與彼外國“涅槃”、“毗尼”悉名“滅”，其義相似。

談到這裡，寅恪先生說道：

蓋佛教初入中國，名詞翻譯，不得不依託較為近似之老莊，以期易解。後知其意義不切當，而教義學說，亦漸普及，乃專用對音之“菩提”，而舍置義譯之“道”。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大乘義章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頁。

第二個例子是《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裡面有所謂七種咒誓惡報，但僅載六種。經寅恪先生仔細研究，第七種實為母女共嫁一夫，而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真相暴露後，羞愧出家。寅恪先生說道：

蓋佛藏中學說之類是者，縱為篤信之教徒，以經神州傳統道德所熏習之故，亦復不能奉受。特以其為聖典之文，不敢昌言詆斥。唯有隱秘閉藏，禁絕其流佈而已。《蓮花色尼出家因緣》中聚麀惡報不載於敦煌寫本者，即由於此。陳寅恪：《寒柳堂集？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頁。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8）

例子就舉這兩個。

第二個例子實際上又牽涉到我在上面談過的文化分為知和行兩部分的問題。我在這裡想引申一下，談一談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看印度文化的這兩部分到了中國以後所處的地位。我們從印度吸收了不少的東西（當然中國文化也傳入了印度，因為同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無關，暫且置而不論）。仔細分析一下，印度文化知與行的部分，在中國有不同遭遇。知的部分，即認識宇宙、人生和社會的理論部分，我們是儘量地吸收，稍加改易，促成了新儒學的產生。中國道家也從佛教理論中吸收了不少東西，但是，在行的方面，我們則儘量改易。在中國的印度和中國佛教徒也竭力改變或掩蓋那些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違反的東西，比如佛教本來是宣傳無父無君的，這一點同中國文化正相沖突，不加以改變，則佛教就將難以存在下去。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但是重點與此處不同。那裡講的是中國深義文化的倫理道德色彩，這裡講的是對印度文化知與行兩部分割槽別對待問題。

文化與氣節

我在上面講了中國文化的倫理道德的特點，以及由這個特點所決定的吸收印度文化的態度。現在我想談一談與此基本相同而又稍有區別的一個問題：文化與氣節。

氣節也屬於倫理道德範疇。但是在世界各國倫理道德的學說和實踐中，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強調氣節。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講氣節的地方不勝列舉。《孟子？滕文公下》也許是最具有典型意義的：

富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