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日本，清政府無權干涉臺灣居民的活動。

反儒之人被稱為亂臣賊子，況且譚嗣同還實際參加了改革運動，因此被處刑。為了躲避追捕，譚嗣同與梁啟超、康有為一起逃往日本使館。外國使館擁有治外法權，因此可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並且他們還可以尋找機會逃往國外。但是譚嗣逃到日本使館，並不是為了避難保命，而是為了將自己的著作原稿交予梁啟超，自己犧牲無所謂，但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夠流傳於後世。他將著作委託給梁啟超後便準備離開，眾人都制止他，如果出去的話，一定會被捕處死。他卻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出去後，被捕，七日後被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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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儒教三千年這是典型的“俠義”行為，也是反儒的。但是在儒教中也包含著俠義的成分。《論語？為政》有載：“見義不為，無勇也。”

雖然說譚嗣同是反儒的，但是從儒家本來的立場來看，其實是對被體制收編後歪曲的儒教的批判。李卓吾雖然被視為陽明學“左派”，但是就其本質而言，仍是儒者。

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也是位儒者。關於《孔子改制考》，前面曾有過論述，實際上是一種自儒教內部對儒教進行的批判。他們的改革運動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模型，提出了君主立憲制。實際上，譚嗣同超越了君主立憲制，他希望可以透過學會發展*政治，單純就改革而言與康有為意見一致，但是本質上卻有差別。康有為的主張具有侷限性，最後甚至出現了倒退，將五倫中的“君臣”關係放在了首位。

然而，儒教中也並不是觀點一致，尤其是孟子，對君臣關係並不重視。他主張，民為首要，社稷其次，最後才是君主。

嚴復曾就讀於福州船政學堂，後留學英國，他稱：自秦始皇起，中國的君主就是大強盜，國民才是天下真正的君主。令人費解的是，他雖持有過激的言論，但是在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建立共和制政體後，開始變得保守，併成為五四運動的反對者，曾經論客的影子不復存在。

脫亞論（1）

說起日本反儒運動的主角，自然非福澤諭吉（1835—1901）莫屬了。

他於1885年提出了“脫亞論”，主張同亞洲的各後進國斷絕往來，與文明諸國結成友好，所謂的後進國便是指“支韓”。當時的*和朝鮮，都是處於現在呈現出繁榮景象的“儒教圈”內。他指出：“其對古風舊觀依戀？

第六章　儒與近代115115之情，千百年來未變。”

——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毫無道德廉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福澤諭吉對儒教保持了一貫的猛烈批判姿態。明治政府在革新的五項條御誓文中寫道：“打破以往陋習，以天地公道為基準。”從而掀起了破除儒教、佛教、舊習的浪潮。尤其對佛教實行的“廢佛毀釋”行動過激，導致對許多珍貴文化財產的嚴重破壞。然而，時隔不久，明治政府又開始了復活儒教活動。西南戰爭結束後，明治十四年（1881），明治政府重新考慮根據儒教制定秩序，併發布了《教育敕語》：

孝敬父母、團結兄弟、夫妻和睦、相信朋友。

其中提到了四倫。君臣之倫放在開篇之處，“克忠克孝”，“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就德目而言，重視君臣之忠義是儒教的重要思想。對於儒教的復興，福澤諭吉提出異議，保持了他一貫的立場，他認為這是明治政府的倒退行為。

1911年，中國的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