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中將先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次及現代各種比較成功的獨裁的內容。從兩者的比較中我將探索在最近將來或可流行的制度，從而更推論及中國應採的制度。”

錢端升認為，民主政治的衰敗是必然的。隨著近代以來世界各國在經濟上越來越多地奉行民族主義，以至於“沒有一個國家敢長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於統制經濟的，故民主政治的衰敗將為必然的趨勢。”換言之，錢端升認為計劃經濟才是大勢所趨，而民主政治不能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蘇維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較適宜於統制經濟”。對於未來的世界會採用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製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而在一黨獨裁和一人獨裁之間，錢氏傾向於選擇前者，理由是：“因為一黨的獨裁不發生繼承的困難，而一人的獨裁則獨裁者的死亡易發生重大的變動。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在黨內獨裁之下，即發生繼承問題，也不至如在一人獨裁製之下那樣嚴重的。”錢氏還說，“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獨裁不見得比不上民主政治，雖然獨裁會嚴厲剝奪許一些人的自由，“如蘇俄之於資本家，德國之於猶太人，然它們之能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換言之，錢端升認可那種以自由換福利的獨裁模式。對於未來的中國應該採取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得很明確，他呼喚獨裁政治，而且希望國人不要再提倡什麼民主政治了：“究竟進步黨是否有獨裁中國的可能，如果沒有，何人或何黨將為中國的獨裁者，這些是本文範圍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測。我所要重複說的是：中國需要生產上極敏捷的進步，而要達到這目的則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為目標的獨裁。為早使這獨裁能實現起見，我們再不要耗費精力於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無實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

在蔣廷黻錢端升等“獨裁救國論”者的文章出爐之後，“民主救國論”者的主將胡適接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回應。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既沒有**的可能（國民素質太低），也沒有**的必要（民族國家的成型並不一定需要**）。胡適之外，贊同“民主救國論”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稱“**武力統治沒有前途，應該走民主德治之路。”

與蔣廷黻、錢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關心“既具備武力，也具備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勢力”即“中心勢力”的五項原則。常氏認為：“切實說起來，中國今日國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為沒有象普魯士，撒丁尼亞那樣的有歷史背景的中心勢力可以憑藉，改良主義所以不能實現，也是這個原因。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治，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一箇中心勢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濟事的，所需要的是道義上的力量。一箇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這一層若辦不到，根本難望樹立起中心來，而武力統治的政策卻正和這個希望相反，斷難有成。”

常燕生態度鮮明地支援胡適：“我根本贊同胡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意見，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質的內戰外戰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謂生產建設也是現時人民力量所擔負不起的。”

“中心實力派……在最初，他應該與地方實力派相約，制定幾條保障民權的**，這就是葵丘之會的盟約。盟約定後，中心實力派應該首先在自己的領土內切實實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機關，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樣。然後昭告‘天下’，敢有蹂躪民意，遏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