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卻出現下滑；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後，中國出口大幅下降，但經濟增長保持了良好的勢頭；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但經濟增長仍在上升通道，這意味著出口變動從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中國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率先復甦也表明，中國與發達經濟體至少已部分“脫鉤”（Decouple）。。　最好的txt下載網

導讀一（2）

上述幾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現象。有很多跡象顯示，這些結構性失衡很可能已經達到峰值，有望陸續進入下降通道，其中一個標誌是“劉易斯拐點”的日漸臨近。2010年春節過後，用工荒由幾年前的沿海地區蔓延到內地，市場工資水平出現明顯上升，最低工資普遍上調，外資企業甚至持續出現“罷工潮”……這些現象表明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面臨結束。隨著“劉易斯拐點”的臨近，很多結構性失衡問題有望得到緩解，當然這是個相當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工資性收入會有所上漲，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費的貢獻度也會增加，城市化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對“劉易斯拐點”的臨近保持開放態度。為此，我為一篇文章起了《你好，劉易斯拐點》這樣的標題。這些轉變的出現，也說明中國經濟的失衡不是“絕症”，發展中的問題可以在發展中得到解決。

對中國經濟模式擔憂和困惑的另一個根源是，在中國經濟的高度發展中，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一點與經濟學的基本信念相左。經濟學通常認為，市場比政府更有效，政府過多地參與經濟是對市場體制的破壞，會降低經濟發展的效率。

應該說，如果僅從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並認為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結構性矛盾自然會逐步得到緩解，是過於樂觀的。最近幾年，筆者一直嘗試從中國式分權的視角來解讀中國的增長模式和宏觀現象。傅勇：　《中國式分權與地方政府行為：　探尋高增長低發展的制度性根源》，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分權是指，在經濟治理和公共決策上，中央和地方各自擁有相應的權利。對於規模較大的國家或地區來說，分權治理勢在必行。在一些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甚至在政治和立法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權。與之不同，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進行經濟分權的同時，在政治上卻保持了罕見的強勢，經濟分權和政治集中就成了中國式分權的主要內涵。並且，有大量證據顯示，在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評價體系中，經濟增長、稅收、基礎設施建設等相對硬性的指標，佔了相當大的權重。這就塑造了中國的地方政府特別具有企業家精神。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許多地方事務上擁有自主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被中央調動起來，並主要集中於經濟增長上。

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強勢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強勢政府也會推動市場體制的建立。比如中國的許多城市是在“經營”中快速發展的，地方政府巧妙地組合了資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動了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出現日新月異的變化。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在正面評價強勢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排斥市場的力量。中國政府的成功之處在於，強勢政府不是去遏制市場，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場。小政府是香港繁榮的基礎，但強勢政府在新加坡也有不錯的表現。張五常教授是非常推崇市場作用的，但他對中國地方政府的作用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張五常：　《中國的經濟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強勢政府要取得長期成功，需要尊重市場機制。中國式分權這套體制固然是中國奇蹟的基礎，同時也是許多不平衡問題的根源。要緩解這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