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會上針鋒相對的批駁了他的謬論：第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親自許諾建立陝甘寧邊區。然而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後，國民黨當局遲遲不予承認，這是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包藏禍心；第二，八路軍遵照中央軍委命令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赴敵後展開遊擊戰、直接與日寇浴血奮鬥，如平型關大戰等揭穿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而國民黨軍隊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從華北前線大潰退。真正團結抗日的是八路軍；第三，真正領導抗日救國的是中國共產黨。從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到1937年7月7日蘆溝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入侵，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都是在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進行的。而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執行的是&ldo;攘外必先安內&rdo;、&ldo;消極抗日，賣國求榮&rdo;。明喊什麼&ldo;軍令、政令統一&rdo;，暗中卻鬧摩擦，這是違犯人民意願的。團結抗日，把日軍趕出國門是我中華民族共同的責任，你們應該覺醒了，否則將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邊區人民、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成長起來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周縣長欲挑撥離間，破壞我黨政軍民的團結是辦不到的。

會場群情激奮，不斷高呼：&ldo;打倒日本帝國主義&rdo;，&ldo;打倒國民黨中的頑固派&rdo;，&ldo;中國共產黨萬歲&rdo;，&ldo;八路軍萬歲&rdo;。最後抗聯主任譚生彬領唱《救亡歌》。大會在同仇敵愾的歌聲中結束。

經過這兩次較量，周金龍在公開場合收斂多了，暗中卻變本加厲進行更加陰險的破壞活動。他企圖從我們內部進行分化瓦解。那期間我團剛吸收了一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如：陳慕華、鍾毅、王甫民、朱紹基、尚立敬、趙濤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紹基，他從請客吃飯到後來搞&ldo;拜把子&rdo;、施&ldo;美人計&rdo;，竭盡造謠誹謗、挑撥離間之能事，欲拉他們下水。但這兩位青年立場堅定，及時把這一情況報告了政治處保衛股。經研究讓他們將計就計，打人敵人心臟去，以及時掌握敵人動態。

此外，周還大搞反動的統一戰線，他與宜川縣縣長懷建民相互勾結，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隊偽裝成土匪，竄到固臨縣（邊區新設縣）邊境一帶燒殺擄掠、強姦婦女、破壞生產，然後將罪名嫁禍於我遊擊隊。

西北局為了團結抗日，於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縣與懷建民打交道。領導介紹了宜川縣的情況，說任務艱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選了團保衛股長王太和、組織股長嚴雄、宣傳股長曹光華、民運股長劉志英、青年股長賴其正、警衛連指導員王強及警通連20餘人，每人都攜帶上長（短）槍和子彈。我們騎馬先到固臨縣瞭解情況；再到固臨與宜川縣交界處詳細瞭解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經過及其損失等情況，然後直奔宜川城。

當晚，懷建民假惺惺的設宴招待，並請駐軍王鎮國旅長作陪。我來之前已瞭解到這個旅屬楊虎城部，是主張抗日的。懷建民有意叫縣府科以上幹部輪流給我們敬酒，想把我們灌醉後，看一出&ldo;鬧劇&rdo;。我們早有準備，結果適得其反，把他的四五個頑固派科長整的一個個胡說八道，醜態百出，連王旅長對此都表示輕蔑。

我們隨即將已掌握的邊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懷給予答覆。他語無倫次，交待不出來，把責任推到保安團身上，說是他們幹的。豈料保安團負責人立即站起來反駁：我們幹什麼事不都要經過你批准嗎？我們自己敢作主嗎？他們狗咬狗，相互推御責任，倒真演了一場&ldo;好戲&rdo;。王旅長實在忍不住，站起來痛斥懷等人破壞抗戰，造謠惑眾，挑撥離問的惡劣行徑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