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不介意由他來經營兩廣。”

曾在數國打拼的葉楓早就不是當初的政治白痴，無論在俄國也好、法國也好、包括後來的瑞典、美國、英國，沒有政治上的保障，諾貝爾財團就不會發展到今日地規模。

但是葉楓從心底裡不喜歡，更願意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看著一樣又一樣新的發明在自己的手中誕生，那種成就感要比政治中的勾心鬥角好多了。

“據在下所知，曾國藩對洋務知之甚少，即便是態度開明一些，怕也無法接受全部的廣東新政，”王韜道。

“何況曾國藩對於朝廷地態度。未必會像大人這般，敢於陽奉陰違，若將廣東交與他，也等於交還給朝廷，新政必然中斷，”馮桂芬也反對道。

馮桂芬雖然對太平軍比較反感，但對清廷也缺乏心底的忠誠。特別是考察過歐美政體，接受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論薰陶以後，這個在思想上比較新派的舊識學者。已經徹底拋棄了現在的朝廷，甚至正在從儒學經典中尋找新政的根據，還頗有收穫。比如，從《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語中提出“民貴君親”；以“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冠仇”質疑封建愚忠；再以朱熹“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否定家天下的合理性；以《孟子》“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提出皇帝的產生要得到人民地同意，也就是民主選舉。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天生民而立君，非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自春秋至明末。諸子百家的經典被馮桂芬信手拈來，葉楓看了，也以為民主、自由這樣的思想，自古有之。

在中國地歷史上，王朝更替已成為慣例，每個時代都有死忠的人，但也有很多人將這種更替看作慣常，清可以代明，也能被替代，對讀書人來說，未必是難以接受的觀點。

“如果曾國藩能支援新政，那也不用再遮遮掩掩了，”葉楓並沒有把舊式的湘軍放在眼裡，但也不得不承認湘軍依然是此時國內最強大的軍隊，加上湘系的人脈，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江蘇、浙江都有可能聞風易幟，曾國藩完全有改朝換代的實力。“以湘軍功勳，曾國藩如今也只有兵部侍郎地虛銜，連巡撫都不是，曾國藩對朝廷是懷著不滿的，前番藉著丁憂請辭就是想要挾朝廷給予封疆，沒想到朝廷真的擄了他地兵權，直到石達開橫掃江西，攻打浙江，對太平軍形勢不斷惡化，才予以起復，仍未授予封疆，”馮桂芬分析道。

“起復以後，曾國藩像變了一個人，也不要求封疆，積極策動湘軍反撲，廓清江西，攻略皖南，對石達開倒是不聞不問，他的目光估計已在江寧，想要取這掃逆首功，”馮桂芬看著葉楓搖了搖頭：“曾國藩想要封疆，卻未必對兩廣感興趣，曾國藩對朝廷不滿，卻未必…………有反

就葉楓本人來說，他很希望透過宣傳攻勢，瓦解曾國藩對滿清的愚忠，但從歷史上來看，曾國藩對於清朝是忠心耿耿的，太平天國剛剛平定就開始裁撤湘軍，隨後落寞地走下權力的舞臺，葉楓也曾看過後世很流行地曾國藩家書之類，表面來看，曾國藩奉行地是明哲保身、韜光養晦，從未想過取清朝而代之，雖然當初他有那個實力。

與此同時，曾國藩又以封疆力行與清廷相異的洋務政策，興辦近代工業，送學童赴美學習，這些舉措對後世地影響不可謂不巨大。

葉楓和馮桂芬、王韜已不止一次討論曾國藩到底有多少忠心這個問題，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曾國藩表現得還比較老實，葉楓讓石達開做出試探，也未能得到積極回應。

“不用他現在就有反心，有野心、有不滿就行，”葉楓推掉面前的檔案站了起來：“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