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斯莫基·羅賓遜唱《淚痕》（Tracks　of　My　Tears）或《哦，寶貝兒寶貝兒》（Ooo　Baby　Baby）這樣的歌曲時，他聽得跟我們一樣專注。

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在音樂方面並不甘落後，一些了不起的歌星，像“烙印”小組的柯蒂斯·梅菲爾德、傑裡·巴特勒、梅傑·蘭斯和蒂龍·戴維斯，都曾在城市中我們後來所去的各處演出過。這樣，父親就整日為我們的訓練和演出忙碌。在鋼廠，他每天只上半天班。媽媽對這個決定的正確性有些懷疑，不是因為她覺得我們還不夠出色，而是因為她還沒見過有誰像父親這樣，把自己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孩子們身上，一心想把他們造就成音樂家。甚至當父親告訴她，他已經和加里勒基先生的夜總會預約好，將我們的節目作為那兒的常設節目時，她也沒表現出有多麼驚喜。我們被迫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地方花掉我們的週末，以便在日益增多的業餘歌手比賽中獲獎。這些旅行需要很多的費用，因此，在勒基先生的夜總會里的工作更顯得特別有意義。媽媽對觀眾的反應感到驚訝，對我們受到的獎勵和注意非常高興，但她更多的是為我們擔心。她對我尤其放心不下，因為我年紀太小。“這可真夠一個九歲孩子受的。”她一邊說一邊死死盯住父親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和哥哥們期待著什麼，但夜總會里的觀眾和羅斯福中學裡的那些可不一樣。我們夾在蹩腳的滑稽演員、風琴手和脫衣女郎的節目之間表演。雖然我從小就受見證教式的教育。媽媽還是擔心我會跟壞人一起走，或接觸一些本該在長大以後再接觸的東西。其實她的擔心是多餘的。只要看一眼那些脫衣女郎的表演，你就知道他們根本不會引起我的那種興趣——在九歲時當然不會！但不管怎麼說，這種謀生手段令人厭惡，我們大家也因此下定決心，要努力使自己走上正軌，走得離這種生活越遠越好。

在勒基先生的夜總會里幹活兒意味著我們平生頭一回能演一整場節目了——　一晚上唱五隻歌，一星期唱六個晚上——要是爸爸能在第七個晚上把我們帶到市外去參加什麼活動，他肯定還帶我們去。我們的工作很辛苦，但光顧酒吧的那些顧客對我們還不壞。他們和我們一樣喜愛詹姆斯·布朗以及薩姆和戴夫的歌，再說，對他們來講，我們是除了喝酒和調情額外加進來的東西，所以他們個個又好奇又興奮。有一回，我們甚至跟他們開了個小小的玩笑。那天我們唱喬·特克斯的歌《苗條的大腿和身段》（Skinny　Legs　And　All），唱到中間某個地方時，我跑進觀眾當中，在桌子底下鑽來鑽去，掀起女士們的裙子往裡看。我跑過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朝我扔錢，一開始跳舞，我就大把撈起早已鋪了一地的紙幣和硬幣，塞進我的上衣口袋裡。

由於我在能手大賽時獲得了許多對付觀眾的經驗，所以我們在夜總會面對觀眾演出時，我並不緊張。我隨時做好登臺演出的準備，你知道，就這麼走上去——唱歌，跳舞，再開點小玩笑。

我們在不止一個有脫衣舞表演的夜總會里演唱過。在芝加哥一家這樣的夜總會里演出時，我總是站在舞臺的一側，看著一名叫瑪麗·羅斯的女演員表演。那時我可能有九歲或十歲了吧。這個姑娘會脫掉她的衣服和緊身短襯褲，然後把它們拋向觀眾。男人們撿起那些衣服，一邊使勁兒嗅著上面的味兒，一邊狂呼亂叫。我和哥哥們便眼看著這一切，默默接受下來，爸爸並不在乎。這種把戲我們見得太多了。在一個地方，那些人在演員更衣室的牆上挖了個小洞，甚至在女廁所牆上也挖了一個。透過這些洞你可以偷看裡面的動靜，而我則看到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東西。那個地方的傢伙們都瘋了，一天到晚幹一些在女更衣室牆上鑽孔這類的勾當。當然，我也承認，那會兒我和哥哥們也曾為搶著往裡看爭執不下。“躲開，該我了！”我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