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二十四年（按指康熙時），用給事中楊爾淑請，禮闈及順天試《四書》題俱欽命。詩、詔、誥題士子例不作，文、論、表、判、策章多雷同抄襲，名為三場並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l;《四書》藝&r;為重。&rdo;

說來說去，還是八股文。但八股文制度明、清以來，沿習既久，毛病、缺點當然越來越多。由康熙初一度取消，不久恢復之後，又過了七十來年，到了乾隆三年，又有人出來反對，兵部侍郎舒赫德給皇帝上奏摺，建議廢除八股文，其主要論點道：

&ldo;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時文徒為空言，不適於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佔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表判可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材實學之道。&rdo;

但是舒赫德的廢除八股文主張沒有發生作用，奏章發給禮部議復，反對他的主張，給予了駁斥，八股文試士辦法得以照常執行，又延續了一百多年。其駁斥的理由說的也十分有力。其理由道：

&ldo;取士之法……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於時藝，科舉之弊，詩、賦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徒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所謂&l;習非所用，用非所習&r;是也。時藝之弊，今該侍郎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l;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r;能責實，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徇名，雖高言復古，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及表、判、策論皆空言剿襲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藝為然？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精微之奧旨。參三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源，不已過乎？……司文衡職課士者，誠能仰體諭旨，循名責實，力除積習，杜絕僥倖，文風日甚，真才自出，無事更張定製為也。&rdo;

駁斥的論點，先肯定舒赫德陳奏時藝之弊的論點，但馬上一轉立法不能無弊，但貴在補救，以責實要求。反問八股文雖是小技，而明、清以來，國家各個歷史時期的人才，未嘗不是從這條途徑產生的。這一反問符合客觀實際，十分有力，難以否定。這是鄂爾泰的主張。《清史稿》&ldo;選舉志&rdo;三說：&ldo;時大學士鄂爾泰當國，力持議駁，科舉制義得以不廢。&rdo;鄂爾泰字韻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康熙三十八年舉人，雍正時是大學士，是乾隆作皇帝的顧命大臣。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魯氏，滿洲正白旗人。自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後來在乾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作到武英殿大學士，平金川功，圖形紫光閣。但他不是科舉正途出身。他反對科舉制度，八股文取士，從當時歷史條件看，是有利於滿人，而大大不利於漢人，堵絕了漢人仕宦之路。因為當時八股文科舉考試，對漢人知識分子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才湧現的出路。在當時作官的途徑上，滿人人數少，而途徑則比漢人多得多。舒赫德反對科舉八股文考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削弱漢人政治力量，而儘量照顧旗人滿洲利益。這同他乾隆二年上疏請&ldo;以各省稅務專屬旗員&rdo;的目的是一致的。不過這是題外話，不必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