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賦稅，半出江南。

江南，是大明朝的錢袋子。

大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順天府，離江南隔著半個天下，憑現在的通訊手段，若是江南有什麼風吹草動，北京很難迅速做出反應。

要想加上朝廷對江南的控制力度，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軍隊。

所以，趁著這次裁撤衛所，朱由檢便讓定遠侯鄧文明前往南京，擔任守備勳臣，寧遠伯李尊祖，擔任協守勳臣，二人率軍南下，整訓南直隸衛所的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營。

定遠侯鄧文明，寧遠伯李尊祖，這兩個人率軍將要到達江蘇之時，就聽說了漕運衛所發生的事。兩個人一合計，南直隸的衛所也不少，估計也得鬧事，咱們先按兵不動，等那邊鬧起事來，咱們再出兵鎮壓，正好藉此事立威。

果不其然，那些衛所軍官帶著人準備去哭孝陵。

鄧文明和李尊祖接到有人可能要去驚擾孝陵的訊息，二話不說，兩個帶著人，連夜出發，在半路上，就把那些想要去孝陵的人給看住了。

應天府尹吳阿衡，南京鎮守太監魏忠賢，還沒趕到孝陵，就接到了鄧文明派出的傳令兵送達的訊息。

緊接著，就派人去將孝陵衛指揮使梅春，魏國公徐弘基，連同應天府尹吳阿衡，南京鎮守太監魏忠賢請到南京中軍都督府議事。

北京的五軍都督府都淪為了擺設，南京的五軍都督府更是擺設，因此顯得很是寒酸。

魏國公徐弘基坐在上垂手，南京鎮守太監魏忠賢坐在下垂手，定遠侯鄧文明，寧遠伯李尊祖，應天府尹吳阿衡，孝陵衛指揮使梅春，分坐兩旁。

至於南京兵部尚書的位置，還是空著，朱由檢也是有意讓其空著。

因為朱由檢想盡量避免文官染指軍權。

像遼東的薊遼總督，西北的三邊總督，宣府大同的宣大總督，這些由來已久，是沒有辦法的事，只能是徐徐圖之。

那南京兵部尚書的位置既然還空著，那就索性空著吧。

參與朝政的是文官，指揮軍隊作戰的還是文官，那文官集團的勢力想不大都不行啊。

明朝的文官集團，在洪武朝是沒成什麼氣候，在建文朝時抬起頭來了，結果靖難之役後，在永樂朝又被打下去了。

等到仁宗上位，文官集團算是復甦了。

像內閣大學士，原本是五品，但仁宗給內閣大學士加銜，像楊士奇就加了兵部尚書銜，一下子就成二品了。

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認他對文官過於優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時間，卻能得到一個仁宗的廟號，恐怕也與此有關。

到了宣德年間，宣宗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就只能推出司禮監來制衡了。

而且，仁宣時期，明朝是大規模的縮邊，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間丟的，直到嘉靖年間才又收回來。

等到正統年間，英宗繼位，英宗年幼，無法理政，朝政就由張太皇太后和三楊把持。

趁著英宗年幼，文官集團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楊之一的楊榮去世，英宗才開始真正的親政，等到楊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夠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變，勳貴武將戰死了一部分，但還有一部分。

剩下的這一部分，由於大多都是英宗的親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壓。

典型代表，就是靖遠伯王驥。

王驥雖然是文官，但他是因為平定麓川，因軍功獲得的靖遠伯爵位。

土木堡之變發生前後，王驥正領大軍在湖廣一帶平定苗亂，當時的朝廷做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舉動，國榷是這麼記載的：都督僉事陳友為都督同知，選南京兵千人，赴靖遠伯王驥行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