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它與其說是為了證實清人統治的“合法性”，不如說是在積極地確立清代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的地位。而且，化“空言”為“實事”，其意義怎樣說來都不過分。

但“迴向三代”，卻並非那麼容易。在歷史上，至少曾有過兩次重大的嘗試，一次是在漢代，＇9＇一次在宋代，都未能成功。＇10＇僅就主觀原因來說，前一次可謂“貌合神離”，後一次卻是“君相分立”。乾隆朝則過於突出皇帝個人，不但君相合一，甚至君代臣職。皇帝的素質暨儒學素養是超越前人了，甚至不在一般朝臣和名儒之下，但也造成了所謂“君孤”的現象。

乾隆四年八月壬辰，刑部尚書尹繼善面奉諭旨，曰：今當“上法”三代；但經一番閱歷，才知其難。只有寄望“與諸臣交相儆戒”，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意謂希聖希天，有為者亦若是耳。由今觀之，不但堯舜湯武，夐乎難追。即（漢）文帝（唐）太宗，亦且有志未逮。可見天下事，責人甚易，而自處則難。局外旁觀甚易，而以身閱歷則又難也。＇11＇

而施政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御史朱續晫條奏三折，以為效法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上諭：

若浮慕虛名，有意規仿，則效法漢唐，尚屬虛假，而況於唐虞三代乎。

表示不願改變初衷。＇12＇

七月庚寅，復諭：初意於“養民”有所成效之後，即興“教化”；它不是發展經濟與地方建設，辦幾件事就可以令人滿足的，朕之初意，俟養民之政漸次就緒，閭閻略有盈寧之象，則興行教化，易俗移風，庶幾可登上理。豈封疆大臣，能辦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滿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撫，天下之督撫。亦當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識見短淺，過自匪薄，徒沽名譽，徒邀嘉獎，為言官之所輕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諭：本朝政治清明，並無歷代之弊（如女寵、宦官、權臣、強藩等），昔人謂持盈守成，艱於創業。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綱紀，修制度，可謂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為根本之圖。……（我國家）內無詖謁之女寵，干政之宦官，朝無擅權之貴戚大臣，外無擁兵之強藩巨鎮。凡歷代以來，所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無其人、無其事，抑且無畿微之萌蘗。

出現這種情況，乃是因為康熙以來，連續出現幾個“英主”，設若將來遇到“庸常之主”，國是豈不“必致凌替”？——這正是朕心中之隱憂，由此以觀，數十年來，惟恃皇祖皇考暨於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謹操威柄，是以大綱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體萬事而周八荒，則國是必致凌替矣。此實朕之隱憂，而未嘗輕以語群工，亦終不能默而不以語群工也。

所以，此時“回覆三代”，建立“萬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圖”，今國家當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後，所以立萬年不拔之基者，誠不可不及是時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師其跡師其心。為之有其漸，施之有其方，實非不可舉之政。……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假令畏難圖便，晏然自謂已治已安，則禍患即已潛伏，不可不懼也。＇14＇

仍在堅定的宣示他的決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禍患潛伏，不可不懼）；“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師其跡師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體的操作方針，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際除御史朱續晫外，還有一些重臣表達了對“迴向三代”的支援態度（儘管這仍不能讓皇上滿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經筵，大學士鄂爾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執中，繼唐虞之道統，尊崇正學。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備於是矣。＇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