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也殺死，更將他們的女兒收入後宮，簡直連禽獸都不如。”

歐陽如龍神色嚴肅的問：“但是，秦小姐，你和徐先生怎麼能確定這皇帝就是劉晟？這古遺址就是劉晟所建？”

這時周忠誠冷冷的說：“因為正是劉晟創造了‘生地獄’！”

阿虎聽到“生地獄”這個名字，都感到不寒而慄，問：“‘生地獄’是什麼啊？”

徐陽說：“五代十國時期，軍閥們掌握著割據地盤的全部權利，並且總是力圖擴大勢力，甚至奪取帝位、王位。強權和暴力成了支配社會生活的軸心，戰火連綿不絕，法制蕩然無存，道德倫理敗壞到了極點。”他接著說：“這些軍閥、帝王們是非常殘暴的。”

“唐朝末年，朱全忠任宣武鎮（駐今河南省開封市）節度使時，為了保持一定數量的兵士，下令在兵士臉上刺字，作為記號，防止逃跑。《資治通鑑》記載‘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後來朱全忠稱帝建後梁，才‘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十七八’。幽州（駐今北京市）節度使劉仁恭，把轄區內的男子，不分貴賤，一律刺字。一般人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臂，文曰‘一心事主’。燕薊一帶的男子，人心惶惶，到處逃竄，未能逃脫者‘例多黥涅’。劉仁恭與朱全忠打仗，強迫徵兵境內15歲至70歲的男子共20萬人‘自備兵糧以從軍’。《舊五代史》中記載，朱全忠軍隊來攻滄州城（今河北省滄州市東），劉仁恭住在瓦橋（今河北省雄縣西南），不能併力應戰。滄州城內大飢，‘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這種狀況直接延續至五代，而且隨後軍閥混戰更為殘酷。”

“除了戰爭，五代十國的帝王們的血腥統治更為殘暴，濫刑酷法，極為殘忍，都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軍閥、官吏們甚至以殺人為樂。《資治通鑑》記載，後唐在清泰二年（935）規定‘竊盜不計贓多少，並縱火強盜，並行極法。’這樣嚴酷的懲罰舉不勝舉。後晉用刑最為殘酷，有‘灌鼻、割舌、支（肢）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等等，處罰也極為苛刻，甚至‘奸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後漢宰相蘇逢吉，更是自草‘詔書’頒發州縣，寫道‘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有人反對說‘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他不得已才取消了‘族誅’。但地方上並不恪守規定，比如說鄆州（治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捕賊使者張令柔，在所謂捕捉盜賊的行動中，殺盡了平陰縣村民數百人。衛州（治今河南省衛輝市）刺史葉仁魯率兵捕盜，將十多個自動進山協助捕盜的村民誣為盜賊，全部逮捕，‘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蘇逢吉反倒以為葉仁魯能幹，‘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這個蘇逢吉殘暴成性，由來已久，早在當河東（駐今山西省太原市）節度使判官時，節度使劉知遠為過生日做功德，派他疏理在押囚徒，將冤枉和罪輕者放免，稱為‘靜獄’，而他對於獄中囚徒，‘無輕重曲直悉殺之’，然後彙報道‘獄靜矣！’五代十國中蘇逢吉這樣的殺人狂魔實在是太多了。後漢宰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在京師‘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新五代史》中《史宏肇傳》記載，凡有百姓被指控為犯法，彙報給史宏肇，他立即伸出‘三指’（即中指）示意中斬，百姓便被處以腰斬。‘其他斷舌、決口、斫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緣為奸，嫁禍脅人，不可勝計。’甚至本來較輕的杖刑，在後漢也變得荒唐殘酷。例如劉銖在地方上任節度使，用法深峻，百姓犯下過失，先問多大年齡，就按這個數目加以杖打，叫做‘隨年杖’；持杖者站在受刑人兩側，兩杖俱下，叫做‘合歡杖’。五代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