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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

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區域性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裡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