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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畢業後，傅斯年留學歐洲，顧頡剛則留在北大一邊從胡適治學，一邊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編輯員，同時開始了古史辨偽工作。這項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傅斯年在來信中，有顧氏在古史研究領域“稱王了”的讚譽。【12】幾年後，由柏林歸國並在中山大學得勢的傅斯年，念及舊情，想拉同窗好友顧頡剛加入到自己的圈子，本屬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間猛地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式的重量級人物——魯迅，橫在二人的面前，使其進退不得，大感為難。【13】

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因提倡白話文暴得大名，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顧頡剛又唯胡適馬首是瞻，且甘願鞍前馬後地為之輔佐，為胡適考證《紅樓夢》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自此引起了魯迅的不快。當然，若事情僅限於此，仍不能成為恨之入骨的仇寇。魯迅之所以對顧頡剛表現出極度強烈的憎惡，除了其跟隨胡適等“洋紳士”鞍前馬後地效勞外，還有一個致命的情結就是著名的“鹽谷一案”。當魯迅、胡適、顧頡剛等人皆在北京時，有人揭露說魯迅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文學概論講話》”，顧頡剛亦持此觀點，並與北大西語系教授陳源談及此事。原本就與浙江派對立，對魯迅不感冒的陳氏一聽，立感奇貨可居，正是攻擊魯迅的炮彈，於是迅速寫就揭發信一封，由同一陣營的徐志摩編輯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按學術界的規矩，若某人被公開指責“抄襲”或“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可謂奇恥大辱，比夜進民宅搶劫盜竊還要令人不屑與憤慨。假若事實成真，此人立馬斯文掃地，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業前途皆無希望。（南按：21世紀初，北大王銘銘“剽竊”事件即其一顯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後，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14】圍繞這一“疑案”，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志摩，還有躲在背後撐腰的胡適（南按：魯迅這樣認為）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顧頡剛的鼻頭微紅，魯迅在書信中便以“鼻”相代稱，內含諷謔蔑視之意。面對魯迅的態度，作為同樣尊胡適為導師並深受胡適喜愛的傅斯年，此時對魯迅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準備由柏林歸國時，在與羅家倫的通訊中，談到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通伯與兩個周實有共同處。蓋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輕薄尖利），大週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無待言。啟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學究（吳學究之義），非你們damned紹興人莫辦也。僕雖不才，尚是中原人物，於此輩俁儂，實甚不敬之。他們有些才是不消說的。”【15】信中的大周指魯迅，二週與啟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並有些鄙視的意味。這個與《新潮》時代大不同的轉變說明，魯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了。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4）

因而，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傅斯年火氣大發，索性將魯迅晾在一邊。同時傅斯年說服朱家驊和顧孟餘並得到支援，於1927年3月不顧魯迅的強烈反對，硬是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山大學校園。魯迅一看這情形，頓覺失了面子，同時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學真的是大勢已去，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一看魯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態擺起譜來，甚為惱怒，心想人人言說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記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孫，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還是齊魯人氏，當是正宗的聖人之後。面對江南才子或曰“紹興師爺”如此撒嬌施橫，身為聖人之後的梁山好漢又何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