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後滎陽鄭氏又處在南北結合部；一定程度上給它帶來了更多更大的權利；但與之相伴的卻是政治風險的大大增加；所以滎陽鄭氏在這場風暴中的立場實在是難以推斷；如果考慮到山東人的利益；它要與崔氏共進退；如果顧及到河洛貴族集團；它就要給楊玄感以支援；如果從皇統爭奪的角度來看；它就必須兼顧韋氏利益給關隴人以幫助；如果從滎陽鄭氏本身立場來說；他必須維持大運河暢通；必須堅定支援聖主和東征；唯有如此他才能維持家族的權力和財富；如此複雜的利益糾葛；不要說外人眼花繚亂難以判斷；就是滎陽鄭氏自己也是瞻前顧後難做決斷。

崔氏主動向鄭氏告之黎陽劇變；等於是從山東人的利益出發；有強烈的勸說滎陽鄭氏服從山東整體利益的意願；而鄭氏迫於這種壓力；在做出決策的時候必然有所兼顧；這對崔氏來說就是好事了；朋友總比陌路、總比敵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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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八章　終釀大禍

崔賾和崔處直隨即“兵分兩路”；一路去拜會觀國公楊恭仁；一路則去衛府向莘國公鄭元壽報警。

楊恭仁復出是因為崔賾；而崔賾之所以請出這位“大神”；是迫不得已的破局殺招；也是順勢而為之舉措。東都一旦有陷落之危；楊恭仁和宗室力量肯定要挺身而出；肯定要為保護國祚而戰；但那時楊恭仁即便與崔氏結盟；也會保持相當距離；以免形成“站隊”之嫌；把自己過早捲進皇統之爭；然而崔賾提前“出手”了；乘著危機還沒有徹底爆發；東都局勢還能控制；楊恭仁還能借助越王楊侗之名義獨攬東都軍政大權；並藉助這一權力提前為堅守東都做好準備的前提下；把楊恭仁成功“請”了出來；由此事實上造成了楊恭仁在皇統之爭中“站隊”之嫌疑；為越王楊侗爭奪皇統贏得了先機；更重要的是為崔氏維護既得利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今日博陵崔氏深陷皇統“旋渦”之中；崔氏的興衰成敗；山東人的未來；都已經與皇統爭奪牢牢捆在一起；崔氏所輔佐的趙王楊杲、越王楊侗若有一人問鼎；則崔氏和山東必定迎來新的輝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關中韋氏的興衰成敗；關隴人的未來；亦與齊王楊喃、代王楊侑密切相聯。在這種政治大背景下；新一輪皇統之爭；實際上就是博陵崔氏和關中韋氏之爭；就是山東人和關隴人之爭；實質上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

楊恭仁做為宗室政治集團的新一代領袖；當然不願過早“站隊”；不願在自己尚未“消化”父親楊雄和叔父楊達留下的政治遺產；尚未完全掌控宗室及其周邊政治力量；立足未穩、羽翼未豐之際；就把自己捲進這種險惡的政治博弈中；但形勢不由人；計劃趕不上變化；東都局勢的惡化速度遠遠超過了楊恭仁的預料；這足以說明兩京各大政治集團非常有默契的要置東都於死地；一旦東都在未來的風暴中變成了廢墟；那遭受重創的就不僅是聖主和改革派；還有楊氏國祚和統一大業；甚至於國祚覆滅、統一崩潰都有可能。無奈之下；楊恭仁不得不打落牙齒和血吞；明知崔賾在設計利用自己；在給自己挖坑；也只能眼睜睜地跳下去；就算自掘墳墓也認了；畢竟與國祚存亡比起來；個人損失實在是不足為道。

崔賾“得了便宜”就不能“賣乖”了；要拿出誠意來合作；要把楊恭仁的“站隊”嫌疑落到實處；要讓他真正變成越王楊侗的支援力量；為此崔賾竭盡全力配合楊恭仁；幫助楊恭仁實際控制東都大權；而楊恭仁也接受了崔氏的合作誠意；畢竟合作不是結盟；從堅守東都守護國祚這一目的出發；精誠合作還是必須的；但即便如此；楊恭仁也罷；崔賾也罷；依舊沒有守住東都的把握和信心。

當崔賾把楊玄感於初三在黎陽舉兵；並下令南下攻打東都的訊息告訴楊恭仁之後；一股強烈的不祥之感就迅速佔據了楊恭仁的全部身心；讓他在憤怒之餘更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