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艱難,但他神情是那麼地泰然自若,那麼地自信和灑脫。我驚歎的是,他的朋友都不認為他是需要被照顧的。
或許我的出現讓他的生活增添了偶然的驚喜,但他的出現何嘗不也滿足了我散播快樂種子的愉悅呢?
二零一三年六月的俄羅斯文化之旅,邂逅的三位男子,令我深深地動容。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醉舞狂歌數十年
我是個夜貓子,經常是天亮了才熄燈,熄燈前有時候會接到一通電話,我接起電話也不問對方是誰:“Habaday早安!”對方一定是個輕柔的男音:“Habaday晚安!”然後雙方哈哈大笑。Habaday是我和他的暗語,這個暗語代表多重意思,好玩、好笑、生氣、快樂、可說的、不可說的都隨著說話語氣的轉變用這個做暗號。暗語的由來是,在愛林未滿一歲時,楊凡教她唱生日快樂歌,她因咬字不清,把Happy Birthday唱成Habaday,從此我和楊凡就拿這個做暗語。因為我晚睡晚起,楊凡早睡早起,我睡覺的時間正是他起床的時間,平常找不到適當的時間聊天。有一天天剛亮,他打電話給我,講了一個鷹與狼的故事,他最愛在電話裡跟我講電影情節:“一位武士和美女相戀,被巫師下毒咒把武士變成狼,美女變成鷹。武士晚上是人,白天變成狼;美女白天是人,晚上變成鷹,他們兩人只有在月亮隱去太陽昇起時才能同時變成人,但是隻有很短的相聚時間,那部電影是Ladyhawke。”我說:“那你是武士囉。”以後他就經常在月亮隱去太陽昇起的時候和我聊天。
認識楊凡是在一九七七年我來香港拍《紅樓夢》的時候,《明報週刊》找我拍封面,由楊凡攝影。拍攝當天我穿著一條深藍緊身牛仔褲,上身不鬆不緊的白底紅色橫條Polo衫。他一聲不響從房裡拿出一件白底藍直條大襯衫叫我換上。那是他的衣服,我拿在手上有點遲疑。那大襯衫罩在我瘦瘦的身上竟然挺瀟灑。於是我眯起眼睛迎著風扇,一頭長髮隨風飛揚,楊凡順著音樂節拍輕盈地按著快門。他總是有本事讓被拍者感到輕鬆自然。
二零一一年我寫作出書的時候,楊凡還未正式下海,短短的一年裡他竟然出了兩本書。在他寫作之初,有一天和我喝下午茶,他眼睛閃著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打轉,問這問那,兩人離開等電梯的時候,他說,我要寫你。到家沒多久,他打電話來興奮地說已經寫了一部分,我要他念給我聽,唸到一半我說:“楊凡,我哪有那麼晚起床。”“啊呀!晚睡晚起是藝術家與美人的特權,何況你既是藝術家,又是美女中的美女,加多幾小時絕不為過啦!”這個楊凡,為了達到目的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你給我提早兩個鐘頭。”“這樣子我就不寫了。”“不寫拉倒。”掛了電話我用簡訊傳去四個字:“猴巴擺媚?”(廣東話)國語是“好了不起嗎”。
第二天我和女兒去歐洲度假,到了巴黎接到他的電話,說《蘋果日報》副刊“蘋果樹下”,星期日會刊登他寫我的那篇文章。“你怎麼沒先讓我看過,龍應臺說的,文章裡有涉及他人的話,應該先讓那人過目徵求他同意才好。”“來不及了啦!”我撥個電話給董橋。“董橋,你幫我看看楊凡那篇文章,告訴我這個朋友還值不值得交。”“很好呀,沒問題,他很有才情。”
我和楊凡就像童心未泯的孩子,兩個人有時吵吵鬧鬧,很快又和好如初。楊凡是個有心人,知道我開始看書了,就送我一個放書本的木架子,讓我看書的時候不用手持厚重的書。知道我想寫作了,就送我厚厚的稿紙,他說:“我知道你還有很多話想說,你就透過這小方塊把它寫出來吧!”
歐洲回來看了他寫我的那篇《今夜星光燦爛》,反而被他最後一段打動,那段寫的是他自己。“回顧我的一生,不學無術,憑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