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評價為“朝廷年方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卻不見他自己有過什麼創新舉動，只是一味的任憑諸葛亮做主。

其實，正如當年小霸王孫策所說“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君主的個人能力固然重要，但善於用人則更為重要，甚至可說彌足珍貴。皇帝並不一定要成為專業人才，皇帝需要做的是，是讓專業人才來輔佐他。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說起來輕巧無比，古今中外能做到的又有幾人？

而劉禪，卻在諸葛亮在世前做到了這些。至少——他在表面上做到了。

但若據此說劉禪聰明，甚至於稱其明君，那也是沒有立足點的。關鍵性問題統統在諸葛亮死後暴露無遺。

正如齊桓公在管仲死後被“三小”（指宦官豎刁、名廚易牙、衛國叛臣開方）所害，齊國迅速衰敗，甚至於連齊桓公的屍體都沒人收斂，丟在一間小黑屋任憑蛆蟲滿地一樣。

劉禪在諸葛亮死後，也迅速失去了那些人生的光輝點，逐步走向*，走向末路，走向毀滅。

因為他和齊桓公很像，己無能，唯善用人而已。

己無能，唯善用人的好處，在於得其人則無往不利，自己不會去幹擾對方，不會出現“外行管內行”的鬧劇。而己無能，唯善用人的壞處，往往就在於無人可用時，自己則一籌莫展——甚至於閉眼等死。

前面已經說過，劉禪有政治手腕，他的政治手腕就在於能“忍”，在於“忍”而後發，在於善於“韜晦之術”。

但是，這自幼沒有體驗過民間疾苦，更沒有帝王馭國之術的劉禪，他所有的也只是韜晦罷了。

我也說過，韜晦只能自救，而不能興國。其關鍵原因，不在於“韜晦”的畏縮忍讓，而在於韜晦之術的關鍵“和光同塵”上。用此術者先要“同塵”，也就是隨波逐流，而人一旦隨波逐流，就往往失去了“和光”的希望與能力。

“當慣乞丐懶做官”。裝孫子裝得久了，很容易變成真孫子。

劉禪在對付劉家皇族時，可以韜晦。在對付滿朝文武時，也可以韜晦。乃至於在對付一代名臣諸葛亮時，一樣可以韜晦。但劉禪所犯的最大錯誤，就在於諸葛亮死後，朝堂一時無人，姜維、蔣琬、費禕等輩皆無諸葛亮之能的情況下，他還在韜晦——對自己韜晦。

對自己韜晦的結果，往往只有一個，令自己染上政客最常見的頑疾“麻木不仁”——一種症狀類似於末梢神經壞死的怪病。

他開始擴充內廷（找小老婆），寵信宦官（黃皓等人很會哄他開心），他遊戲於宮廷之內，荒唐於朝堂之上，而置黎民社稷於不顧。他似乎是覺得這樣以前行得通，現在也一樣行得通，只不過自己更自由了些。卻忽略了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他的丞相諸葛亮已經不在人世了，更重要的是，自己身邊還沒有人能取代他。

就算劉禪真如後世李密所講，有齊桓公之才；但管夷吾死了，小白又還能折騰多久呢？

“素絲無常；唯所染之”，陳壽在《三國志。後主傳》中一語道破天機。決定劉禪命運的彷彿不是他自己，而在於別人是否用正確的方式來教導他。他身處逆境則自強不息，身處順境則自甘墮落；有諸葛亮輔助則為一代令主，有黃皓教唆則為一代昏君。

江山社稷對於自我韜晦到已然麻木不仁的劉禪來說，與其說是使命，更像是種遊戲，一種任憑夥伴與對手遊轉周旋，而自己置身事外的遊戲。

直到炎興元年（公元263年），這個遊戲終於被迫結束了。在施展了最後的韜晦手腕，為世人留下“樂不思蜀”這最後的精神文化遺產後。劉禪及他的血脈，也即將永遠的淡出蜀漢，也即將永遠的淡出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