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管鹽政，諭酌定增斤改引法，將杭、嘉、紹三所引鹽，照兩淮舊額，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溫、臺例，改票引九萬餘道，引給四百斤，均不加課，以期復舊。又諭裁雲南贏餘，其價減至三兩以下，廣西仍減二釐，免徵兩廣鹽課每千斤餘平銀二十五兩。三年，改浙督仍為巡撫，兼管鹽政。六年，以淮南灶鹽暑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遞減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兩淮於定額外，每引加給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諭兩淮綱鹽食鹽於定額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長蘆積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經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應增課銀八萬六千餘兩。高宗念商力艱難，命減半納課。二十八年，裁運商支應。以雲南巡撫劉藻言，加給黑、白兩井薪本銀。四十二年，以河東鹽斤陸運虧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時價平銷速，兩淮請豫提下綱之引，歲入至五六百萬。惟乘輿屢次遊巡，天津為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或遇軍需，各商報效之例，肇於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臺匪，後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週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尤甚。

五十一年，以兩淮歷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尋請嗣後每間一綱豫提一次。上諭以正引暢銷為主，無庸拘定年限。厥後惟五十七年及嘉慶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十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恆、普福，運使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後遇大經費，商人但藉輸將之數，分限完納，一二限後，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撫姚棻奏：“建昌府界連閩省，路徑較多，必添設緝私卡巡，始收實效。”上曰：“行鹽分界，必使民食不至捨近求遠、去賤就貴乃善。建昌既距福建為近，其價必輕，何以不就近行銷？若酌改鹽徵、鹽課移彼地輸納，非惟便民，即私販亦將不禁自止。”旋兩江總督覺羅長麟、湖廣總督畢沅等奏稱：“小民惟利是圖，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劃歸閩省，則私販即可越至撫州，於全域性所關不細。”乃命仍舊。既長麟奏請建昌設總店，屬縣設子店，分銷課引，依閩省時價斤減二文以敵私，更於各要隘分巡嚴緝。得旨速行。

河東自十年眾神保就現行賤價，定為長額，而商始困。後池鹽收歉，借配蘆、蒙、花馬池各鹽，又開運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時民食缺少，商倒無人承充，乃令退商舉報短商，五年更換，富戶因受累多規避。四十七年，巡撫農起奏準，仍定為長商，引地分三等配勻，復請加價二釐，試行三年再核定。嗣經部議駁，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馮光熊巡撫山西，調甘肅布政使蔣兆奎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東運使入覲，帝問辦潞鹽之策，以課歸地丁對。及光熊入京，命與軍機大臣議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撫布政使鄭源鸘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課歸地丁，朕早慮及地方官曾受鹽規，必持異議。今鄭源鸘果然。伊調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銷河東引地。倘從中阻撓，從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東鹽務積疲，惟有課歸地丁，聽民自運。既無官課雜費，又無兵役盤詰及關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陝西、河南課額，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屬地丁項下攤徵。”於是山西攤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兩、陝西攤十四萬六千三十七兩、河南攤八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