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三路，鎮南關口關前隘憑祥土州為中路，自關以東諸隘為東路，以西諸隘為西路，就原有防軍二十二營併為二十四營，以十二營專防中路，餘十二營分防東、西路。廣西提督自柳州移駐龍州。其城守營設遊擊及守備等。增設柳慶鎮總兵官，駐柳州。綠營歷年增損規制，大略如是。其移駐編改，節目不能覙縷以詳也。

若其裁汰之數，自順治中，所裁山西標兵四千餘，陝、甘將領四十八，兵一萬六百餘，河南五百，湖廣五千，江西三千，將領八，江南萬九千餘，將領百十七，其最多者也。餘者海州一協，裁將領七，兵六百餘，臨清一鎮，裁將領五，兵一千，三營兵五百，沂州鎮裁將領九，臨清城守營將領五，兵三百，壽張營兵二百。又裁江西及南贛撫標二營官兵，四川撫標、湖北及鄖陽撫標各二營官兵，多少不等。康熙八年，裁辰常鎮總兵，設辰州協標官兵。二十三年，裁崇明提督，設崇明水師總兵，定三營及奇兵營制。三十四年後，計所裁標兵，南贛鎮千餘，九江協九百餘，銅鼓營兵八百餘為最多，餘者自四、五百以下，少至六、七人。乾隆中，裁撫標新設二營，餘所裁最多三百餘，最少十人、九人。嘉慶十九年，諭各標額兵六十二萬四千餘，較雍、乾以來所增實多，令督、撫、提、鎮量加裁汰。於是次第減萬四千有奇。二十五年，又諭各省勿糜餉以養額兵。道光中，裁陝、甘綠營馬兵三千六百餘。又裁山東、山西撫標，及兗州等三鎮，太原、大同二鎮，東河河標，雲、貴督、撫、鎮、協各標兵額，暨福建水陸各營，浙江馬、步兵，兩廣、江蘇、安徽馬、步、守兵各有差。

咸豐元年，曾國籓疏言：“八旗勁旅，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佈滿，其額數常不過三十五萬。綠營兵名為六十餘萬，其實缺額常六、七萬人。乾隆中葉，增兵議起。向之空名坐糧，悉令補足，一舉而增兵逾六萬。經費驟加，大學士阿桂爭之不得。至嘉慶、道光間，睹帑藏之漸絀，思阿桂之遠慮，特詔裁兵，而兩次所裁僅一萬六千。請飭各省留強汰弱，復乾隆初制。”諭如所請，命各督、撫分三年裁復舊額，所裁之數，年終匯陳，不得再有空糧之弊。四年，裁山西馬、步、守兵五千八百餘，雲南步、守兵三千九百餘。同治八年，裁九江、洞庭、嶽州、荊州等水師營，改城守營，並酌設陸汛。

光緒五年，左宗棠、楊昌濬疏言：“軍興未收制兵之效，由餉薄而額多，不能應時精練，兵不練與無兵同，練不精與不練同。甘肅賦少兵多，軍實向資他省，餉源稍絀，動滋事端。亟宜量減可裁之兵，以節餉糈，即以所裁軍餉加所留之兵，庶可責其勤練。雍正中，甘兵定額較內地為多，後雖陸續裁減，計尚存馬、步、守兵五萬七千餘。即須分成核減。”六年，丁寶楨言：“四川自軍興後，招募營勇，裁者少而增者多。同治間，楚、黔、川勇多至六萬餘。次第裁撤，至今存營勇二千九百餘，尚可裁其什一。”是歲，湖南各營弁兵及水陸防勇次第裁者四千三百餘，湖北裁者三千二百餘，安徽陸續裁者約九千餘。八年，張曜疏言：“裁汰勇丁，即可規復兵額，變通營制，方能永固邊防。”九年，張之洞奏整頓山西綠營練軍，裁湘軍正勇千人，設籌資遣，尋復裁汰，綜合前後裁兵約及六千人。時貴州制兵裁汰二成，守兵裁者三千二百餘，戰兵二千九百餘。江西額兵萬一千九百餘，近始以制兵作練軍，然長年調練，冒替弊生，遂有“兵止一人，人已三變”之誚。因定撫標選鋒仍舊操練，裁外屬各營抽練之軍，悉回原汛。

十一年，諭直省裁汰綠營。卞寶第言：“廣西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粵逆初起，不過二千人。合此巨數之兵，不能擊少數之賊。廣西如此，他可類推。自後發、捻、回、苗恣亂，綠營戰績無聞。今宜以漸變通營制，裁額並糧，以兩餉挑一兵。如額兵一萬，分二十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