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新增戶稅，取消色役，那些豪強大戶固然沒法再透過充任色役逃正稅了，但那些普通百姓卻也得在租庸調正役之下，又新交一筆戶稅了，哪怕最下下等的一年只有五百錢，可這也是憑空新增的稅啊。

“確實是如此，但是，臣以為，只要朝廷給百姓多授分些田地，那麼就算增加戶稅，其實也是可以的。”

租庸調製的核心，就是以人丁為本。不是按戶按財產納稅，而是按人丁納稅的，按的是成年男丁，十來歲的中男，在寬鄉也能分田，因此也會提前些服些役。總的來說，均田制是以丁為本，租庸調製也是以均田和丁男為本。

地少也是一丁，地多也是一丁，一丁的田地多少不管，他的稅都是一樣的。因此，朝廷若是能給百姓增加點實際授田，那麼就算加上一筆戶稅錢，可實際上他們的負擔並不見得加重了。

正常年景，鬥米二十錢，一石米二百錢，五百錢要兩石半米，需要兩三畝地的產出。如果一丁真有的有一百畝地，哪怕其中種些桑麻，那這加的五百錢稅錢，也不算多。

不過李世民卻不覺得事情會這麼的簡單，新增一個戶稅，固然能一年增加上千萬貫的財收，可卻一會得罪豪強地主們，二會得罪普通百姓們。豪強們沒法借色役逃正稅，要多交稅。百姓們憑空增加了一項戶稅，不管是多少，肯定也會不高興。

新戶稅把豪強地主，和普通百姓兩頭都得罪了，能實行的下去嗎？

其實李超有個更激進點的稅法，就是中唐推行的兩稅法。

兩稅法就是租庸調稅制崩潰後的新法，兩稅法在中國史上相當重要，算是稅法的一個劃時代的開端，這個稅法，基本上從中唐一直沿用到了清亡國。

兩稅法的核心，不再是以人丁為本，也不再以均田制為核心，而是以戶稅、地稅為基礎，規定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既不分主戶客戶，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徵納稅收。

徵收原則則是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稅額按田畝和資產的多寡確定，廢除以前的租庸和雜稅，資產少就稅少，資產多就稅多。

理論上來講，這種稅制當然比按人均攤派的租庸調製來的合理的多，尤其是對於那些無地少產的民戶負擔更小。

中唐推行的兩稅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改現在這種官員不納課的舊規，改成了官紳一體納糧。

官僚豪強們也只能千方百計的偷稅逃稅漏稅，而不再是光明正大的免課了。

不過李超覺得現在沒有實行兩稅法的基礎，大唐一統天下未久，租庸調製還沒有露出許多漏洞，這個時候沒有廢除租庸制的環境。

提出戶稅，也不過是為了對現法進行一些修補而已。

李超提出，免除色役，推行戶稅的同時，也推行地稅。

地稅就是原來的義倉糧，現在朝廷要直接把這個義倉改為地稅，更加的正規化，以加強地方糧食儲備，增強抗災能力。

把義倉糧直接改名為地稅，名為稅，就是把這個本來屬於民眾存糧備荒的事情，改成一項嚴格的稅法。

租庸調製度規定，王公貴戚，品官勳爵，和不定居的商賈等都有一定的免除特權，而李超卻是準備皇帝以下，不論王公貴戚，品官勳爵，一律都要交稅戶稅和地稅，沒有田的商戶，也要按資產分戶等，交納戶稅和地稅。

“地稅畝稅二升，以田產多少定納稅數額，有多少田就納多少地稅糧。”

末了，李超又對李世民加了一句，“無上限！”

“地稅之糧，不可以錢代納，非災荒之時，不得開倉取糧。”李超再加上一句。

義倉原本就是為賑災儲糧，因此目的是非常明確的，是備糧防災的，這些糧食屬於戰備救災用糧，平時不能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