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印子上粘著一兩片竹篾兒。老流氓孔建國頭髮亂蓬蓬的，說完上述這番話，他點了棵“大前門”煙，皺著眉頭抽了起來。

我爸爸說，他小時候上私塾，填鴨似的硬背《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四書和五經，全記住了，一句也不懂。長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點點開始感悟，好像牛反芻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總是得意，現在在單位做報告，常能插一兩句“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之類，二十五歲以下和五十歲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認為他有才氣有古風。

當老流氓孔建國說上述這番話的時候，我一句也聽不懂。我也是剛剛睡完午覺，腦子裡只想如何打發晚飯前的好幾個鐘頭。我覺得老流氓孔建國少有的深沉。說話就說話吧，還設問，還排比，還頂真，跟語文老師似的。心裡癢癢、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經歷過，比如被尿憋兇了踮著腳小跑滿大街找廁所，比如五歲的時候渴望大衣櫃頂上藏著的薩其馬，比如十五歲生日的時候想要一雙皮面高幫白色帶藍彎鉤的耐克籃球鞋。

所以現在我想起來後怕，如果沒有老流氓孔建國對我的私塾教育，我這一生的絕代尤物將一直是便急時的廁所、薩其馬和皮面高幫耐克鞋之類的東西。

抓女流氓

老流氓孔建國已經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歲。和唱戲的類似，流氓四五歲一輩兒人。常有出了大名頭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輩兒的小流氓滅了，一板磚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這也和唱戲的類似。按年齡算，從道上的輩份上論，我和老流氓孔建國足足差出五六輩兒。

我當時十七八歲，正是爹媽說東，我準往西的年紀。

搬進這棟板樓之前，我老媽反覆強調，這樓上樓下，絕大多數是正經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濫叫爺爺奶奶叔叔阿姨，給糖就要，給錢就拿，不會吃虧。他們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斷，如果有便宜佔，就放手一搏，別打臉，瞄準下三路，往死裡打。但是有兩組人物，我必須躲著走。

其中兩個人物是一組，姓車，是朝鮮族的一對孿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兩點。臉蛋長得挺像，一樣的頭髮過肩，但是身材有別。一個小巧，跌宕有致。一個健碩，胸大無邊。所以小的叫二車，大的叫大車。剛剛改革開放，大車、二車就仗著非我族類而奇裝異服，我老媽眼尖，看見她們“腳脖子上都戴金鐲子，叮噹壞響”。

大車、二車總是雙宿雙飛，她們駛進樓裡的時候，我總是放下手裡的教科書和作業本，跑到陽臺，扒著張看她們的奇裝異服，看她們又拉來了什麼人物，看她們一清二楚的頭髮分際，分際處青青白白的頭皮，分際兩邊油光水滑的頭髮。當時還沒有“海飛絲”，勁松小區還是莊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裡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圍養豬放羊。我洗頭用一種“燈塔”牌的肥皂，塗上去感覺自己的腦袋像個大號的豬鬃刷子，但是我記得清清楚楚，大車、二車的頭髮沒有一點頭皮屑，茁壯得像地裡施足肥料的油綠綠的莊稼。那種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會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順著她們的頭髮滑下去，她們雪白的胸口一閃而過，我的心裡念著兒歌：“小白兔白又白，兩隻耳朵豎起來。”可我知道，豎起來的不是耳朵。

那時候我爸是單位裡的忙人，代表群眾的利益，出門掙錢，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實孩子，剃個寸頭，促進大腦散熱。用功無比，還是老拿不了第一，把頭髮剪得再短，也當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學習好的女生都是牲口），於是頭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媽小時候是農民，長大混到城市當了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我老媽把勞保發的白棉線手套帶回家，然後拆成白棉線，然後替我和我姐姐織成白棉線衣，一點風不擋，一點彈性也沒有。我老媽拆棉線織線衣的時候，被拆的手套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