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政治，寬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階層自主意識的形成及其崛起，作為官僚集團的中流砥柱士人們將他們政治要求和社會理想，自覺和強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體裡。儘管當時還是以君主政體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無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擔當者。范仲淹就說：“凡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因而“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

趙檉從根兒上說還是武人出身，他能當上皇帝併成功的逆轉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勢，使皇權得以佔據主動，說好聽的是他能審時度勢抓住了機遇，不好聽的就是趁火打劫！

趙檉明白若想能中興大宋，必須結束持續了三朝的黨爭，朝廷中只能有一個聲音存在，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要自己說了算，也就是說實施**，使皇權獨樹。而當時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緊逼下，士人們沒有能承擔起拯救國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賣國家和皇族的醜事。這讓此刻上臺的趙檉在抵禦外辱的口號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壓思想言論上的反對派，將一些反對者清除出朝堂。並藉機將作為抵抗外敵入侵的中堅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權力得到鞏固。

而隨著戰爭向有利於大宋的方向發展，及趙檉有意的宣傳鼓惑下，大宋朝野民族意識隨即高漲，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在這種民族意識崛起的推動下，促使士人轉換為一種普遍的恢復情結與愛國情懷，民族大義成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階層中講究民族氣節的意識形態得以普遍確立，並得以自覺踐行，‘為國死節’成為一個士人的最高榮譽。但更重要的是**權力藉此迅速擴張，皇權在朝堂上佔據了上風。

趙檉一直認為市民社會、經濟大潮與士人的獨善其身，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也不會妨礙士人業已確立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西北時他便啟用了周行己、陳過廷和楊時等並不排斥‘功利’的幾位當世大儒為幕僚，並讓他們在路學中任教，為自己培養了一批基層官員。登基後他們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讓他們的學說成為主流，成為各級學府的教授內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時期，可以有不同的國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務與政治生態，基本國策在宋代的執行也是因時而異，因人而異，也就是因皇帝而異的。趙檉適時提出了‘發展工商，鼓勵農耕’的政策，並強力推動對外貿易，在‘自己人’的支援下得以順利執行，同時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麼時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們便都想培養自己的子弟成為官，而他們有鉅額財富為後盾，可以請最好的老師教育子弟，讓他們進入最好的學校，使他們脫離商人隊伍進入士人集團，而他們肯定會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講話。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趙檉便也得到了這個新興階層的鼎力支援。

商業發展的同時，普通百姓同樣是受益者。商稅的增加，使得兩稅可以酌減，各種雜稅得以減免，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樂業是升斗小民的最大願望，自然對給他們帶來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萬歲喊得也最起勁兒，更會以實際行動支援皇帝，使他的詔令得以在地方順利實施。

贏得了各階層支援的趙檉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風喚雨，一呼百應，得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這次意外事件的發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

第三百六十五章　專制

**和獨裁一直被人詬病，可有的時候卻需要**。趙檉雖然在這個時代生活了不少年了，但他畢竟還帶著前世的記憶，與這個年代的某些方面不合拍、他所知道的甚至是此刻不存在卻更需要的東西。而他要把新東西得以實現就必須強制推行，需要動用鐵的手腕和做一個獨夫，而皇帝的身份也讓他有了這樣的機會和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