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著意於這些事實。它深刻地揭示了熱內的自由。而自由對於任何一個真正直面和正視它的人來說，決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它會帶來難於承受的沉重和痛苦。薩特把自由本色毫無遮掩地展示出來，事實的真相往往讓熱內本人也感到吃驚。

這書對熱內的影響是深遠的，使他有6年時間幾乎完全不能認真地去寫什麼東西，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只是“愚蠢地機械地活著，開啟一扇門，點燃一支菸”。一本傳記能對傳主的生活產生這樣強烈持久的影響，這在文學史上是僅見的。寫了這書以後，薩特和熱內的關係漸漸冷淡了。他們很少再見面。有時赤裸裸的真實像一堵牆，會把人們彼此隔開。

在完成《聖熱內》以後，薩特的思想正在發生一個重大變化：他開始從對文學著迷狀態中解脫出來，最後甚至達到激烈否定文學的地步。1954年8月，薩特和波伏瓦駕車在法國旅行。這時薩特的身體狀況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學，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絕地談論著，發洩著心中的厭惡。在他看來，文學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從童年起，一直到將近50歲，薩特都是把寫作看成某種呈現真理的東西。風格、寫作方式、詞語，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真理。在他看來，一部文學作品不僅僅是物體，不僅是同世界的一種關係，而且也是同真理的關係。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學或邏輯的方法提出的，它是從書自身的美、從它的價值來到他這裡的。薩特深深相信這一點。

現在薩特開始認識到，那種對文學的痴迷狀態實際上是一種真正的神經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樓拜的沒有什麼不同──是他的資產階級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學多得多的東西。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詞語的價值。他產生一種強烈的慾望去理解自己的這種神經官能症，試圖發現是什麼使一個9歲的孩子陷入“文學神經官能症”，而其他同齡的孩子卻是正常的。這樣，在1953年，薩特花了很多時間寫自傳，或者說，在作自我分析。而這也是他青年時代的一個宿願。他在18到20歲時，頭腦中總是盤旋著一個念頭，要把自己經歷的一生寫下來，這是指到了50歲的時候寫。現在，他對自己說，到時候了，讓我們開始吧，於是他就寫了起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無立足之地（2）

薩特想從政治觀點出發寫他整個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給它一種共產主義的政治意義。他給這書取名為《無立足之地的讓》，“讓”是他的名字，“無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沒有任何財產，一無所有。薩特把自傳寫到他母親再婚時，發現自己並沒有去描寫本來打算寫的童年，完全沒有。在關於他本人和他的環境的描述上，這個稿子寫得很糟糕。他想說明自己不斷地渴望著變化，跟自己過不去，跟他人過不去，然後變化了，最後變成了他本來一開始就應該成為的共產主義者。這顯然是不真實的。薩特覺得這樣寫下去有問題，但他一時還難以解決，於是他就把它暫時放下不寫。

薩特在這裡是矯枉過正了。他寫這個自傳時毫不考慮它的文學價值，而專注於它的政治意義。但是，正像文學可能是一種神經官能症所體現的不真實一樣，政治也可能是一種神經官能症的體現，也可能表現出一種不真實。文學雖然沒有絕對價值，它也不是毫無價值的。實際上，在薩特對文學的徹底否定中仍然含有一種他自己未曾覺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拋棄四十年已經成為生命或本性的東西，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他可以改變對文學的看法，他也可以投身政治，但歸根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個作家。

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領域裡最有成就的是戲劇。1946年11月8日，薩特戰後的第一個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