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會，來對抗共產黨發起的和平運動。在美國期間，他得到美國人的讚揚，也得到一點資助，於是完全倒向美國人一邊。

薩特拒絕出席胡賽召開的大會。他自己出錢另外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佈同胡賽對著幹。經過同胡賽等人長期不休的爭論，薩特感到無法改變這個組織的性質，最後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實際政治活動也告一段落。

薩特這時的政治觀點是，在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對立中，他不願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願意看到美國毀滅，也不願意看到蘇聯被消滅。他認為美蘇戰爭將是一場雙重的大災難。他希望能消除這種對抗和冷戰局面，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軟弱無力。這時人們盛傳蘇聯入侵的危險。薩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樣，他就像當年抵抗德國那樣，留在被佔領的法國。這是為某種社會主義而不是為美國進行抵抗。

從1952年開始，薩特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個新的變化：他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

這一年暑期，薩特在義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繼艾森豪威爾當上歐洲盟軍總司令。在巴黎反對李奇微的遊行示威中，共產黨人雅克&#8226；杜克洛被捕。遊行示威幾小時後，他坐小汽車準備透過。他的車座上有兩隻鴿子，於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鴿子是信鴿，是用來同蘇聯進行密謀聯絡的，而實際上這兩隻鴿子是菜鴿，不過是杜克洛準備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給杜克洛的，是莫須有的罪名。這個“鴿子事件”促使薩特寫一篇文章為共產黨人辯護。

而在此之前，一本關於拿破崙三世的書《十二月二日政變記》給了薩特很大的觸動，使他決心採取行動來支援共產黨。這是亨利&#8226；吉耶曼寫的，其中對當時的報紙、私人日記和擁護拿破崙三世上臺的作家的書作了大量的摘錄。薩特由這書產生類比和聯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

還有一個事件也對薩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發生的罷工由於右派的抵制而失敗，右派歡呼雀躍。薩特十分氣悶。後來他回憶這一時刻說：“回到巴黎時，我必須立即拿起筆來，否則就會被活活悶死。我夜以繼日地寫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第一部分。”

他寫作時充滿激｜情，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有5天徹夜未眠，其餘的夜晚，只睡四、五個小時。這時他想，他不能不採取某些會使他成為“他人”的步驟，他不能不在總體上接受蘇聯的觀點，同時又堅持自己的觀點。薩特在這篇文章中談到杜洛克被捕是一個可恥的事件，回答了右派與非共產黨左派對共產黨的種種指責。他試圖說明，共產黨在何種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必然代表，在何種程度上又是後者的確切代表。

11月，《現代》又發表了《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二部分。這一部分對6月4日罷工失敗作了分析。薩特指出，這次失敗是由於工人的洩氣造成的。他對群眾和工人階級作了基本的區分：群眾是由孤獨而軟弱的個人組成的結合體，而工人階級則是由革命實踐聯合起來的。共產黨就是這種實踐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薩特說明自己為什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產黨人保持一致。

《共產黨人與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於一年半以後。薩特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罷工失敗的工人洩氣的根源。他還引證了19世紀的歷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殺的社會氣氛。薩特認為，無產階級的洩氣是工業生產不足的產物，這在主觀上反映了經濟結構加於實踐之上的客觀限制。隨著自動化生產，技術工人與熟練工人之間產生分裂，而熟練工人所受壓迫最深，對社會具有唯一真實的觀點，也就是生活條件最差者的觀點。一種“需要的人道主義”就是以熟練工人、也就是廣大群眾為基礎的。而群眾只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