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留學前所寫的詩來看，也印證了這一點。“五四”知識分子雖然有民族主義的訴求，但他們的情懷毋寧是世界主義的，相信有一種普世的、人類的、大同式的現代文明的存在。然而，一旦他們真的出國，置身於西方的文明世界，就會發現那個世界對東方民族是多麼地歧視，多麼地不講平等，於是刺激起中國留學生強烈的民族情緒。不管原先在國內是憤世嫉俗還是超凡脫俗，到了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了熱烈的愛國者。聞一多在美國的三年，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他感受到的異鄉感和屈辱感是那樣地強烈，以至於他出國後所作的大部分詩篇都充滿了對祖國的狂熱依戀。聞一多學的是藝術，他不懂政治，也沒有理論，僅僅憑著熾熱的情感，認定愛國這一死理，甚至到了偏執的程度。一起留美的清華同學潘光旦當時已經改學優生學，聞一多嚴肅地警告他：“你研究優生學的結果，假使證明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聞一多：激情的歸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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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1）

吳晗對於他所信仰的事業的確是忠心耿耿，然而，一個知識分子的忠誠感，一旦失去了清明的個人理性和獨立思考作為學理的資源，就有可能是一種海瑞式的愚忠，甚至比海瑞都不如。

講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罷官》，而《海瑞罷官》，又是與吳晗的名字分不開的。一個人與一齣戲，竟然成為一場歷史浩劫的導火線，在多災多難的的中國歷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見的。

吳晗被歷史學家們公認為是悲劇性的人物。不過，時下的一些研究，將吳晗的悲劇僅僅解釋為一場政治陰謀的犧牲品，就“文化大革命”的整體而言，也許是這麼一回事。但就吳晗個人來說，似乎應有更深的蘊味。與“三家村”中其他兩位文人鄧拓、廖沫沙不同，吳晗並非左翼出身，原先不過是一個遠離政治的象牙塔中人。一個一度為胡適所器重的明史專家，為何以後會棄學從政，以至於自覺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寫最後招來殺身之禍的《海瑞罷官》——這裡，或許蘊藏著吳晗人生悲劇中更深沉的一面。

30年代初，當吳晗還是清華歷史系學生的時候，他已經被史學界視作明史研究中年輕的希望之星了。這來得頗早的學術名聲，除了吳晗個人的史學天賦之外，不能不感謝當年中國公學時期的校長、恩師胡適先生的慧眼青睞。一篇考證紮實的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以及《胡應麟年譜》，使胡適相信這個來自於浙江義烏鄉村的窮學生，是大有潛力的可造就之才，他親自作函給清華校長，請求給予吳晗以特殊的關照；以後又撥冗回吳晗一長信，建議他“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專家”，並授之以治學的秘方。

那個時候的吳晗，也對得起適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清華求學三年，吳晗在學界風頭甚健，又是發表《胡惟庸黨案考》等學術力作，又是擔任《清華週刊》文史欄主任，又是籌辦史學研究會，又是出任鄭振鐸主編的《文學季刊》編委，吳晗的學術才華和組織能力眾所公認。到1934年畢業，傅斯年和蔣廷黻都搶著要這位才華橫溢的學界新秀，清華破例將這個沒有留洋經歷的本科學生留校任教。吳晗在中國最高的學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吳晗：可憐一覺開封夢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不難想象，假如沿著學者的道路走下去，吳晗在史學上的成就也許不在胡適的其他幾個高足，如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之下。除了胡適，當年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