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的前途接通。人格的豁達總需要某種超越意識，梁漱溟堅信自己與天地相通，所以，無論是冥冥之中的死神，還是現世中的淫威，皆不足為懼了。見過樑漱溟的人，都會發現他老先生身上有一種大氣象，這大概就是孟老夫子常愛講的那種難以言之、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它也是一個儒者狂的底氣。

底氣足不足，不是一個個人意志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修煉的問題。用孟子的話說，浩然之氣是要“養”的。儒家的狂放與一般淺薄之徒的狂妄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在其狂的背後有德性和知性支撐著。

按照儒家的內聖外王精神，一個聖人要治理天下，不僅要有治國的謀略——這還不是主要的，尚屬雕蟲小技，更重要的是為天下樹立自身的道德表率，即由孟子提出、後來為明末泰州學派的領軍人物心齋先生所發揮的那層安身為本，反求諸己，身正而天下歸也的道理。梁漱溟在為學為人方面與心齋先生最是相投，他將身正的意義也看得很重。30年代搞鄉村建設時，他在對自己的學生講話中說：“我覺得必須有人一面在言論上為大家指出一個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為上大家都有所信賴於他。然後散漫紛亂的社會才彷彿有所依歸，有所宗信。一個民族的力量，要在這個條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會多年來所需要者唯此。”

在梁漱溟看來，個人的道德修養，不僅是個人呈現良知、成聖成王的必要功夫，而且關係著國家民族的盛衰安危。正是懷著這樣為天下立身的重大責任，梁漱溟長期以來一直過著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規範的嚴謹生活，對自己的要求比清教徒還要苛刻。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論裡，他獨重“慎獨”二字，以為此道是孔門修己之學的精髓：“修齊治平都在誠意上用功，都在慎獨；慎獨是貫內外的活動，亦即修身為本之實行。”他的慎獨之徹底，不用說平時的言行，連自己隔夜做的夢都要認真地加以檢點。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記中自責“夢中念頭可恥”，次日又記：“思議大學修身為本疑問若干則，夜夢起念頭可恥馬上自覺。”不用說，這樣嚴厲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難堅持下去，只有梁漱溟這樣胸懷大志的人才能幾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

嵇文甫在30年代出版的《左派王學》一書中曾對心齋先生的格物說有過一段評語：“他講格物之‘格’如格式之格，殊有意味。他要以身為家國天下的‘格式’，……這樣講法，個人地位特別重要。帥天下以仁，‘出為帝者師，處為天下萬世師’。看這樣個人何等的偉大，這也是表現出一種狂者的精神。”梁漱溟的狂，未嘗不可以作如此解讀。

一個人要狂並不難，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大多要麼是缺乏真性情的虛驕，要麼是才氣有餘、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難的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梁漱溟的狂是很見真性情的。孔孟二位老夫子“中行”不可得，退而求次求狂狷，看中的也是狂狷中所透出的真性情。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說：中行之道“退能不為，進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長也。後人舍狂狷而別求所謂中道，則誤矣”。如果“中行”之中少了狂狷二氣，則與孔夫子、孟夫子咬牙切齒所痛恨的“鄉愿”也相差無幾。梁漱溟在這點上看得很真切，他說，鄉愿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應付得很好，人家稱他是好人，這種人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內裡缺乏真的。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3）

近代中國險惡的政治環境與1949年以後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使得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失去了真性情，聰明者以“外圓內方”的方式處世，而更多的人則流於鄉愿，如孟子所抨擊的“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