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有的蟄居於書齋，有的隱逸在實驗室，儘管不一定都淪為漢奸，但那內在的遊世之魂卻是與周氏心心相通的。這些知識者成為隱士有各種各樣的個人原因，但令人驚訝的是其中不少人早年也像周作人那樣曾經有過一段“狂”的經歷。換一個角度亦可發現，中國的狂人們除卻魯迅等個別人之外，大部後來也都演變為隱士。從狂人到隱士，這裡有一種什麼樣的魔法在驅使著他們呢？

……

。　想看書來

翁文灝：一個科學家的錯位（1）

翁文灝的悲劇幾乎是宿命的。“生於末世運偏消”的他，僅僅憑藉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無法扭轉一個專制體制必然厄運的。這樣一個體制，總是扼殺具有宏大眼光和變革意識的真正的政治家，只會將本來更適於坐在處長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錯置於部長甚至更高的高位。

談到現代中國的科學家，大概要數地質學界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從丁文江到翁文灝、李四光，不僅專業上響噹噹，而且個個行政能力極強，都是治國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灝，官至“宰相”一級，按照過去的說法，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謂達到了傳統士大夫仕途的極致。

不過，翁文灝的棄學從政，並非其本願，純屬陰差陽錯，命運的不經意安排而已。地質界的三傑，李四光暫且不論，丁文江與翁文灝有頗多相近之處，兩人年齡僅相差兩歲，關係在師友之間，都有留洋歐洲的經歷，一前一後出任地質調查所所長。而且，做研究、辦實業、寫政論、處理行政事務，樣樣得心應手。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丁文江常常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他的最大旨趣是做“治世之能臣”。而翁文灝要本分得多。儘管他也關心政治，也有言論的衝動，但僅止於在《獨立評論》上發發議論。骨子裡還是書生本色，相信科學救國，“以人的力量開發地的資源，而後國家始可發生力量”。

丁文江是有意栽花花不發，欲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而翁文灝呢，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向對做官興味索然，偏偏仕途對他敞開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錢昌照推薦，翁文灝作為若干專家學者之一，赴廬山為蔣介石講學。廟堂講學，本是中國士大夫“為帝王師”的古老傳統，翁文灝自然樂於前往。沒想到他與蔣大概是前世有緣，這麼多前去佈道的“帝王師”中間，蔣對翁文灝竟然情有獨鍾。蔣喜用浙江人，翁文灝出生在浙江鄞縣，又算得上蔣的寧波小同鄉。他忠厚誠篤，又頗具才幹，是蔣最欣賞的那種德才兼備之人。於是，求賢若渴，蔣當下就邀翁文灝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階諮詢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翁文灝做夢也沒有想到蔣會有如此之舉，再三推辭而不得，最後，商定由錢昌照出任副秘書長，在南京執行常務，而翁文灝則掛一個虛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質調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徵求他意見的情況下，發表他為###長。翁文灝又藉口“丁憂”，為繼母守孝而堅辭不就。

不過，翁文灝的掛牌南京，卻具有深刻的象徵意義。它意味著南京政府與北平自由知識分子攜手合作的開端。與翁文灝同時在國防設計委員會掛牌的，還有胡適之、丁文江、蔣夢麟、陶孟和、周炳琳、楊振聲、周鯁生等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下，在上一面，蔣介石也知道要藉助知識分子的力量搞專家治國了，而在下一面呢，本來向南京爭人權、要法治的自由知識分子也開始認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灝儘管掛的是頭牌，但在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