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時弊直抒己見，展現出堅定的改革決心與深邃的政治洞察力。記敘文如《遊褒禪山記》等，則寓哲理于山水，借自然景象抒發人生感悟，寄寓深沉的人文關懷，體現了王安石散文的藝術魅力與人文精神。因其散文成就卓著，王安石被後世尊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等並肩，共同塑造了中國古代散文的高峰。

在詩歌創作方面，王安石同樣獨樹一幟，形成了獨特的“王荊公體”。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尤以說理詩與抒懷詩最為出色。早期詩歌風格明快，筆觸生動，展現了其青年時期的豪情壯志與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後期詩歌則趨於深沉內斂，富含哲理，意境深遠，反映出其歷經宦海浮沉後的深沉思考與人生積澱。王安石善於運用比興、象徵等手法，使詩歌富含象徵意義，寓意深遠，展現了其深厚的詩歌造詣。其晚年詩風更是含蓄深沉、深婉不迫，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對後世詩壇產生了深遠影響。

雖然王安石的詞作數量不多，但每一首都格調高峻，情感真摯。如《桂枝香·金陵懷古》等詞作，以宏大的歷史視野與深沉的歷史感慨，展現了他對國家興衰、歷史變遷的深刻反思，同時也彰顯了其高尚的人格魅力與深厚的詞學造詣。這些詞作雖篇幅有限，卻因其深邃的思想內涵與高雅的藝術格調，在北宋詞壇獨樹一幟，對後世詞人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晚年

元佑元年（1086年），隨著神宗去世，保守派得勢，新法悉數廢除，王安石在抑鬱中病逝於鐘山，享年六十六歲。身後被追贈為太傅、舒王，賜諡“文”，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的一生，是與北宋社會變遷緊密相連的一生，他以政治家的膽識、文學家的才情、思想家的深度，致力於國家的振興與社會的進步。儘管變法最終未能徹底實現其理想，但其銳意改革的精神、關注民生的情懷以及在文學領域的卓越貢獻，使其成為北宋歷史上一顆璀璨的星辰，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