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上的首席宰相。這一人事變動，標誌著主和派在朝廷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同時也預示了李綱的黯然出局。

黃潛善利用其權勢，指使殿中侍御史張浚羅織罪名，對李綱進行公開詆譭，製造輿論壓力。在黃潛善的排擠與攻擊之下，李綱這位主戰派領袖在宰相之位上僅僅停留了70余天，就被迫離職。這一事件不僅引發了朝野上下對黃潛善的普遍不滿與指責，也暴露了南宋初年政治鬥爭的殘酷與權臣弄權的亂象。

三、主和偏安與遣散勤王

黃潛善在擔任南宋宰輔期間，面對金人南侵、國家危亡的嚴峻形勢，卻力主與金議和，追求偏安江南的策略。這一主張反映了黃潛善在國家利益和個人權位之間的取捨，其行為明顯傾向於後者，表現出典型的權臣心態與短視行為。

首先，黃潛善主張對金議和，其根本出發點在於維護自身的權位與利益。他深知，持續的戰爭不僅可能導致國家的崩潰，也可能威脅到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因此，黃潛善傾向於透過與金議和，換取一時的和平，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他積極推動與金人的談判，試圖透過割地賠款、稱臣納貢等方式換取金人的停戰承諾，以達到偏安江南的目的。這種妥協求和的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可能避免了戰爭的直接衝擊，但卻犧牲了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民族尊嚴，為南宋日後的衰敗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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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黃潛善利用各種手段遣散各地前來勤王的軍隊，削弱了南宋的國防力量。這些勤王之兵，本是各地忠於朝廷、決心抗擊金人的武裝力量，是南宋抵禦外侮的重要支柱。然而，黃潛善出於對主戰派的敵視與對自身權位的維護，不惜採取種種手段，如散佈謠言、扣押糧草、削減軍餉等，迫使這些軍隊解散或返回原地。這一行為，不僅削弱了南宋的軍事實力，也嚴重打擊了軍民的抗金士氣，使南宋在面對金軍進攻時更加被動。

此外，黃潛善還促使高宗將朝廷從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遷至揚州，進一步放棄了對北方大片地區的有效控制。南京作為南宋臨時首都，地處中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黃潛善卻主張南遷揚州，理由是揚州地理位置偏僻，不易受到金軍直接攻擊，有利於朝廷的安穩。這一決策，實際上是將朝廷置於遠離前線、缺乏戰略縱深的境地，使得南宋在面對金軍的攻勢時難以組織有效的防禦與反擊。同時，朝廷南遷也意味著放棄了對北方廣大地區的治理與收復，使得這些地區落入金人之手，進一步加劇了南宋領土的喪失。

四、揚州治政與民怨沸騰

南宋朝廷遷至揚州後，黃潛善升任左僕射，手握重權，卻未能擔起國家重任。他執政期間，並未積極備戰，以應對金國可能的侵犯，反而採取了消極的態度，因循 苟 安，不思進取。

黃潛善對於軍民的抗金熱情和備戰需求置若罔聞，忽視了國家的安全大局。他未能利用揚州的地理優勢，加強城牆防禦，整頓軍隊，反而任由軍隊紀律鬆散，士氣低落。這種消極備戰的態度，使得南宋朝廷在金國面前顯得異常脆弱，一旦戰爭爆發，後果不堪設想。

黃潛善的消極備戰政策，引起了軍民的極大不滿。軍民們對於他的不作為感到憤怒和失望，紛紛指責他誤國誤民。黃潛善的執政，使得南宋朝廷在揚州的統治岌岌可危，也為後來的歷史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五、貶謫梅州與病逝異鄉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中旬，面對金軍的步步緊逼，高宗被迫從鎮江再退至臨安（今浙江杭州）。中丞張澄趁機彈劾黃潛善與另一權臣汪伯彥共犯20條大罪，高宗遂將其貶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旋即又削職，安置於衡州（今湖南衡陽）。此後，鄭珏繼續上書，指出黃潛善罪惡較汪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