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屯田制度，鼓勵士兵和平民參與農業生產，既解決了軍隊的糧食供應問題，又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提高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

更為重要的是，餘玠創造性地提出了“山城防禦體系”，這是他軍事戰略思想的集中體現。四川地區山巒起伏，河流縱橫，餘玠充分利用這一天然屏障，指導修建了包括釣魚城在內的十餘座山城。這些山城不僅地理位置險要，易守難攻，而且功能複合，既是堅固的軍事堡壘，用於抵禦外敵入侵，同時也是行政管理中心和屯兵積糧的基地。山城之間相互呼應，形成了一個立體的防禦網路，極大地增強了蜀地的整體防禦能力。

“山城防禦體系”的另一大特點是實現了耕戰結合。在這些山城中，士兵在戰時執戈禦敵，閒時則耕作農田，這種模式不僅保證了軍隊的自給自足，還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地方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形成了軍民融合、共禦外侮的良好局面。

四、對外作戰與內部紛爭

餘玠在四川的治理，不僅軍事上大放異彩，經濟和社會層面亦有顯著成效，使蜀地逐漸成為南宋抵抗蒙古入侵的堅強壁壘。他親自率領的北攻興元之役，不僅有力打擊了蒙古軍隊的囂張氣焰，還極大地提振了南宋軍民的抗敵信心。餘玠指揮下的多次防禦戰，尤其是成功抵禦蒙古對成都、嘉定等重鎮的侵犯，不僅保護了蜀地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也為南宋爭取到了寶貴的和平與發展時間，為整個國家的存續贏得了戰略空間。

然而，就在蜀地的局勢趨於穩定，餘玠準備進一步施展抱負，深化各項改革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將其捲入了命運的低谷。雲頂山城統制姚世安與當朝權相謝方叔等人出於私利，或是嫉妒餘玠的功績，或是對他的改革措施不滿，密謀構陷，對餘玠進行了惡意中傷。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朝中散佈謠言，誣告餘玠擁兵自重，圖謀不軌，導致南宋朝廷對餘玠的信任產生了動搖。

寶佑元年（1253年），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朝廷下令召餘玠回京，這實際上是對他的變相貶謫。餘玠接旨後，內心充滿了無奈與悲涼，意識到自己多年的心血與努力即將付諸東流，國家安危和個人名譽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忠良往往難以自保，餘玠的遭遇正是那個時代悲劇的縮影。

五、餘玠的歷史地位與影響

餘玠的一生，是抗爭與奉獻的一生。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官，更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其在四川實施的改革和創立的山城防禦體系，不僅在當時有效地抵禦了蒙古軍隊的侵襲，穩定了西南戰局，更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軍事防禦經驗和理論依據。尤其是在對抗擅長機動的騎兵戰術方面，餘玠的山城戰略無疑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軍事防禦思想，對後世的軍事防禦體系構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