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對其卓越貢獻的高度認可。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國在德國訂購的“定遠”號、“鎮遠”號、“濟遠”號戰列艦回國,丁汝昌與津海關道周馥共同前往驗收,並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標誌著中國海軍力量進一步增強。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丁汝昌再次率領北洋水師主力前往朝鮮進行操練,並巡查海域。其間,他還奉命前往海參崴接應勘定吉林東部中朝邊界的官員吳大澄等人,並將艦隊帶到日本長崎進行維修保養。然而,正是在這次停留期間,發生了中國水兵與日本民眾的衝突事件,即所謂的“長崎事件”。丁汝昌冷靜處理了這場危機,避免了兩國間的軍事衝突,並最終透過外交手段解決了爭端。
五、統領海軍
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啟動了一項旨在選拔優秀將領的人才選拔計劃,命令各地督撫推薦具備將才的人選,以備任用。同年七月二十日,李鴻章向朝廷提交了一份《保舉將才折》,在其中列舉了多位他認為具有傑出才能的將領,丁汝昌的名字赫然在列。
光緒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正式確立了北洋海軍的組織架構,並在威海選址建立了水師公所。同年九月九日,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奕譞上奏,請求頒佈《北洋海軍章程》,標誌著北洋海軍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海軍衙門根據李鴻章的提名,奏準任命丁汝昌為北洋水師提督,並不久後賞加尚書銜。這一任命意味著丁汝昌將成為北洋海軍的實際領導者,肩負起建設和發展中國第一支現代化海軍的歷史重任。
丁汝昌上任後,積極推動北洋海軍的各項改革與發展工作。根據他的建議,清廷在威海劉公島建立了水師學堂,旨在培養優秀的海軍駕駛和指揮人才。此外,還在大沽和旅順設立了水雷學堂,以培養專門從事魚雷操作的軍官;在山海關設立了武備學堂,在威海建立了槍炮學堂,旨在為海軍輸送更多專業化的技術軍官。這些舉措對於提高北洋海軍的整體素質起到了關鍵作用。
丁汝昌在任職期間,對北洋海軍和北洋海防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嚴於律己,力求樹立良好的榜樣,但同時也被指出在整肅軍紀方面力度不夠。尤其是在對待李鴻章的指示時,丁汝昌往往言聽計從,這也導致了北洋海軍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李家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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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緒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訪問了日本,親眼見證了日本海軍的發展狀況。回國後,他深切感受到了加強海軍力量的重要性,並向清政府提出了購買新艦的建議,以增強北洋海軍的實力,防範潛在的外部威脅。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丁汝昌的這一建議並未得到採納。
六、黃海海戰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丁汝昌被授予尚書銜,成為北洋海軍的最高指揮官。然而,隨著朝鮮東學黨起義的爆發,清政府應朝鮮請求派兵協助鎮壓。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依據《天津條約》也派兵前往朝鮮,意圖藉此機會挑起戰爭。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朝鮮豐島海域突然襲擊了中國運兵船隊,這標誌著緊張局勢升級。七月一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甲午戰爭爆發。戰爭初期,清廷內部對於是否開戰存在分歧,光緒帝在部分激進官員的影響下,對丁汝昌提出了嚴厲指責,並考慮革職懲處。
八月十八日,丁汝昌接到命令,率北洋艦隊護送增援朝鮮的清軍前往鴨綠江口登陸。完成任務後,艦隊於次日返航。就在返航途中,八月十八日中午11時30分,北洋艦隊在黃海大東溝海域發現了日本聯合艦隊。丁汝昌迅速調整艦隊陣型,由原來的犄角魚貫小隊陣轉變為犄角雁行小隊陣,同時下達了三條作戰指令,強調協同作戰和保持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