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赴任廣東右布政使，面對田州、泗城的不穩定局勢，他親臨前線，妥善處理，迅速恢復了地方秩序。在處理山賊問題時，劉大夏展現了人性化的一面，命令手下儘可能活捉賊人，避免濫殺，使得一半以上的賊人得以生還，重歸社會。其後，調任左布政使並移至浙江，繼續發揮其治理才能。

最為人稱頌的是他在治理黃河水患中的貢獻。弘治六年，黃河決堤，劉大夏被任命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他採取疏浚與築堤相結合的策略，成功疏通賈魯河、孫家渡等關鍵水域，築成長達三百六十里的防洪堤，有效遏制了水患，保障了民生安全，張秋鎮因此改名為“安平鎮”，劉大夏也因此得到了孝宗皇帝的嘉獎。

在任兩廣軍務時，劉大夏直面權勢家族的非法交易，毅然改革糧草買賣制度，允許少量交易，打破了宦官和武臣的壟斷，大大緩解了邊民的經濟負擔，展現了其不畏強權、一心為民的決心。

在兵部尚書任上，劉大夏更是屢次提出改革兵政的建議，力陳時弊，主張精簡冗費，加強軍隊管理，削減不必要的開支，如織造、齋醮等，為國家財政節省了大量資金。他還勇於向皇帝直言，指出國家財政與軍隊的困境，促使孝宗皇帝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下決心整飭朝綱，減少對外戚和近幸的無功封賞，力求國家治理的清明。

劉大夏在處理對外軍事問題時，也表現出了高度的智慧和冷靜的判斷。面對大同小規模戰事，他成功說服孝宗放棄盲目出兵，強調防守為上策，避免了可能的軍事冒險。在處理莊浪土著首領魯麟的問題上，劉大夏採取懷柔政策，既維護了邊境穩定，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軍事衝突。

劉大夏與孝宗之間的君臣關係，更是成為後世美談。孝宗對其信任有加，經常單獨召見商討國事，甚至允許其以揭帖形式提出建議，但劉大夏始終保持謙遜，提醒皇帝要遵循既定程式，防止個人專斷。他的忠誠與正直，以及對國家大局的深刻理解，贏得了孝宗的深厚寵信，兩人之間的互動充滿了君臣相得的佳話。

四、迴歸故里

孝宗去世後，明武宗即位，劉大夏根據先帝遺詔，力主撤除非定額的四方鎮守宦官，但武宗僅撤銷了個別人選，對劉大夏主張的大規模撤除方案並未採納。劉大夏不改初衷，繼續奏請淘汰冗餘武臣及減少皇城、京城守衛的宦官人數，雖幾經力爭，但大多未被接納。在此期間，他成功推動了對部分傳奉武臣的淘汰，但在處理大漢將軍薛福敬等人的問題上遭遇了阻力，薛福敬等人試圖透過拒絕入宮侍奉的方式激起武宗不滿，幸得宦官寧瑾從中調和，劉大夏才免於被究責。

正德元年，劉大夏再次上書，點名批評了董讓、劉琅、劉雲、朱雲等鎮守宦官的貪婪殘暴行為，請求嚴查懲處，但武宗對此並不高興。劉大夏深知自己的意見與皇帝的意願相左，多次請求致仕歸鄉。雖然有給事中、吏部等多方勸留，武宗仍未予理會，最終批准其辭官，並給予了一定的待遇與榮譽。

在家中安度晚年期間，劉大夏的清廉與正直卻未能使其遠離政治旋渦。劉瑾與劉宇等人因私恨，設計陷害劉大夏，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其投入詔獄，並欲置其於死地。在都御史屠滽和李東陽的干預下，劉大夏雖免於死刑，卻被流放至邊陲肅州。時年七十三歲的劉大夏，穿著平民布衣，徒步穿越大明門，沿途百姓無不感動落淚，紛紛自發前來送行，場面感人至深。即便在戍邊期間，劉大夏依然保持了高尚的氣節，堅持與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拒絕了任何特殊待遇。

正德五年，劉大夏獲赦免，得以重返故鄉。劉瑾伏誅後，劉大夏的官職得以恢復，但他選擇了退休。在家居生活中，他教育子孫自食其力，耕田為生，多餘的收入用於接濟故舊和宗族。劉大夏親自撰寫了墓誌銘，要求家人在其身後不得粉飾其生平，體現了其坦蕩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