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了教習司禮監的工作，負責教導宮廷內的宦官，還參與了《大明會典》的編纂工作，這部典籍是明朝法律與制度的集大成者，其參與編修無疑是一項極高的榮譽與責任。同時，他還擔任了會試同考官，直接參與到選拔國家未來人才的過程中，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文壇與政界的影響力。

三、仕路坎坷

趙貞吉的仕途充滿了曲折與考驗，特別是在嘉靖年間，其剛正不阿的性格與複雜的朝廷鬥爭交織在一起，使得他的政治生涯顯得尤為坎坷。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庚戌之變”中，當蒙古俺答部落逼近京城，朝廷上下一片慌亂，無人敢發聲之時，趙貞吉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反對與敵議和，提出了系列應對策略，包括請求皇帝自我反省、表彰忠臣、廣開言路等，這一舉動贏得了皇帝的初步讚賞，被提拔並賦予重任。然而，這也讓他與權臣嚴嵩之間的矛盾驟然升級。

在執行皇帝賦予的任務時，趙貞吉遭遇了嚴嵩的暗中阻撓，特別是當他試圖督戰鼓舞士氣時，嚴嵩故意不予配合，甚至透過篡改聖旨、拖延時間等方式，使趙貞吉的行動處處受限。最終，趙貞吉因未能如願取得督戰權，且在彙報時被嚴嵩乘機進讒言，遭受了嚴厲的懲罰，包括被下詔獄、廷杖，最終被貶謫至遙遠的廣西荔波。這一路上的艱難與屈辱，幾乎使趙貞吉身心俱疲，幸得友人相助才得以安頓。

在廣西的歲月裡，趙貞吉並未沉淪，即便在艱苦環境中，他仍然堅持學術研究，關心民眾疾苦。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後，趙貞吉的職位逐漸得到恢復，但他的直言性格並未改變，即使面對權勢熏天的嚴嵩，趙貞吉依舊敢於表達不同意見，哪怕這會再次觸怒嚴嵩，導致自己職位的起落。比如在三大殿災後，他建議不要因修建宮殿而加重百姓負擔，又一次觸怒了嚴嵩。

趙貞吉的一生，是忠誠與正直的象徵，也是個人理想與現實政治殘酷衝突的縮影。他的經歷中，既有為國為民不顧個人安危的壯舉，也有因堅持原則而遭受打壓的悲劇。尤其在嘉靖四十年（1560年）後，他因拒絕從事被視為多餘職務的糧草督運，再次遭到嚴嵩的排擠，最終被罷官。然而，即使在罷官歸鄉的日子裡，趙貞吉也沒有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和對社會的貢獻，他在家鄉聚眾講學，傳播學問，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四、頗受恩寵

隆慶元年（1567年）標誌著趙貞吉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新帝明穆宗朱載坖即位後，趙貞吉得到了重新啟用，被任命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執掌詹事府事務。這次起復不僅是對他過去忠誠與才能的認可，也為他提供了展現治國理念的新平臺。八月，趙貞吉在太學中的表現贏得了穆宗的極大關注，他代替離職的國子祭酒胡傑講授《尚書·大禹謨》的《後克艱章》，以其深厚的學識、正直的言論和莊重的舉止，給年輕的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趙貞吉不僅在學問上有著非凡的造詣，其演講時的清晰邏輯與優雅風度，更使穆宗深受觸動，從而對其寵愛有加。不久，趙貞吉被委以重任，成為經筵日講官，並被推薦為南京禮部尚書。

進入隆慶二年（1568年），趙貞吉繼續受到重視，不僅擔任經筵直講，還參與文武邊臣的重要討論，如關於是否在張家灣招募十萬南兵的問題，他堅決反對，最終決策者採納了他的意見。此外，他還負責會試總裁工作，教授吉士，代行祭祀孔子大典，併為未來的明神宗朱翊鈞講授經典，其在教育和文化領域的貢獻進一步加深了他在朝中的影響力。

隆慶三年（1569年）八月，趙貞吉的仕途達到了新的高峰，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正式進入內閣參與國家最高決策，同時監管詹事府。次年，他又獲得了太子太保、榮祿大夫的榮譽頭銜，並被賜予蟒袍鸞帶，彰顯了皇帝對其的器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