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度陷入被動，但也再次顯示了他不畏權貴、堅持原則的個性。

嘉靖十八年（1539年）後，隨著政治格局的變化，徐階逐漸得到重用，相繼擔任司經局洗馬、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等職，最終進入吏部，擔任右侍郎、左侍郎。在吏部任職期間，徐階不僅勤勉工作，更注重自身道德修養，其在吏部大堂所書的戒語，不僅是對自我的嚴格要求，也體現了他對官場腐敗的深刻憂慮和對清廉為官的不懈追求。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後，隨著與嚴嵩的複雜關係發展，徐階的政治智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現。面對蒙古俺答入侵的庚戌之變，徐階臨危不亂，提出合理的應對策略，不僅穩固了國防，也贏得了皇帝的信任。儘管在此過程中，他因反對皇帝的某些決定而遭受打壓，甚至因為兒子的代筆事件面臨危機，但徐階憑藉對時局的精準判斷和對嚴嵩的巧妙周旋，不僅化險為夷，還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四、入閣輔政

徐階入閣輔政，標誌著他政治生涯的一個全新階段，也是他與權臣嚴嵩長達數年的微妙博弈的開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徐階以禮部尚書的身份，被正式任命為東閣大學士，進入了權力核心。這一任命，不僅代表了皇帝對徐階能力的認可，也為他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此時的大明王朝，外有倭寇侵擾，內有嚴嵩專權，政局動盪不安。徐階的入閣，為朝廷帶來了一股新的力量。同年八月，大將軍仇鸞病逝，徐階迅速行動，密書揭露仇鸞通虜誤國的真相。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徐階的政治敏銳度，也間接幫助嚴嵩重新獲得皇帝的信任，因仇鸞曾是嚴嵩的政敵。徐階透過這一策略，巧妙地緩和了與嚴嵩的關係，為後續的鬥爭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面對嚴嵩的專權，朝中不乏正直之士挺身而出，如刑部員外郎楊繼盛的彈劾，列舉了嚴嵩“五奸十罪”，儘管其中也批評了徐階作為次輔未能有效制約嚴嵩，徐階卻並未因此報復，反而暗中援救了許多因彈劾嚴嵩而遭難的官員，如沈束、王宗茂、趙錦等人，這不僅體現了徐階的政治智慧，也贏得了人心。

楊繼盛的彈劾雖然最終未能撼動嚴嵩的地位，卻加深了嚴嵩對徐階的猜疑。徐階在這一過程中，始終保持著謹慎的態度，他知道直接對抗嚴嵩不僅風險極大，也可能損害國家大局。因此，他一方面繼續以恭謹的姿態撰寫青詞以取悅皇帝，另一方面則在幕後保護那些因正義而受到迫害的官員，儘量減少政治鬥爭的負面影響。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徐階因萬壽節推恩而晉升為太子太傅，並進為武英殿大學士，這不僅是對他個人政績的肯定，也意味著他在朝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面對江南嚴重的倭患，徐階憑藉對軍事的瞭解和對家鄉情況的關切，頻繁為皇帝提供應對策略，進一步凸顯了他的重要性。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吳時來、張翀、董傳策三位官員因彈劾嚴嵩而被充軍，這三人與徐階有著密切的關係，嚴嵩因此懷疑徐階是背後的策劃者。面對嚴嵩的猜疑和潛在的威脅，徐階採取了更為低調的策略，稱病在家，減少公開活動，以此來避其鋒芒，同時也繼續透過撰寫高質量的青詞來維持皇帝的信賴。徐階還巧妙地透過提議為年邁的嚴嵩加優禮，既顯示了他寬廣的政治胸襟，也進一步分化了嚴嵩與皇帝的關係。

五、位居首揆

嘉靖四十年至隆慶元年，是徐階政治生涯中最為關鍵的時期，他由一位隱忍的次輔逐漸成為獨攬朝綱的首輔，並在一系列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展現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深遠的戰略眼光。

在萬壽宮火災後，徐階準確捕捉到皇帝的心理，提議使用剩餘材料重建宮殿，不僅解決了皇帝居住問題，還順帶推薦親信雷禮負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