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滿。為了解決這一困境，申時行獻策限制官員議論非職權範圍內的事務，這有效地壓制了對鄭貴妃的批評，得到了神宗的讚賞。

然而，關於皇儲的爭論並未因此平息。萬曆十八年（1590年），神宗承諾兩年後冊立皇儲，條件是群臣不再 聒噪。申時行隨即勸告群臣保持冷靜。但第二年，工部主事張有德再次上疏提及冊立儀式，激怒了神宗，導致冊立之事再次延後。此時，申時行正休假中，許國代行內閣事務，上疏提及冊立事宜，將申時行列為首位。申時行得知後，秘密 上 疏 辯解，強調自己與此事無關，並表示神宗已決定冊立之事，不應受外界干擾。這番言行被曝光後，群臣對申時行首鼠兩端的行為感到憤怒。

給事中黃大城與內閣中書黃正賓先後上疏，揭露申時行的兩面派行為，指責他表面贊同群臣意見，背後卻迎合皇帝，以求皇恩。結果，黃大城與黃正賓被罷官，但這並未平息朝中的不滿情緒。御史鄒德泳再度上疏，直言申時行的不忠行為。面對群臣的激憤，申時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最終選擇上疏辭官，請求歸鄉。神宗批准了他的請求，允許他乘坐驛站車馬返鄉。

六、壽終正寢

萬曆十九年（1591年）的八月，申時行結束了他在朝中的政治生涯，回到了養育他成長的故鄉長洲。彼時，他已經年屆五十七歲，一個在明朝的歲月裡已經算得上是中年的年齡。從京城的繁忙與權力的中心回到寧靜的故鄉，對於申時行而言，意味著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在長洲，他度過了整整二十三年的時光，這段時間裡，他遠離了朝堂的紛擾，享受著平靜的晚年生活，與家人相伴，或許也沉浸在對過往歲月的回憶與對未來的思考中。

申時行在家鄉的這些年，無疑是充實而安寧的。他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智慧，繼續在地方上發揮著影響力，指導著後輩，傳授著知識，也許還在文學創作上留下了更多的作品。他的晚年生活，是對一生辛勞的某種慰藉，也是對家族和社會的一種回饋。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申時行迎來了他人生的第八十個春秋。這一年，神宗皇帝仍然記得這位曾經的內閣首輔，派遣使者前往申府，表達了對申時行的關懷和問候。這份來自皇帝的慰問，不僅是對申時行個人的尊重，也是對他一生貢獻的肯定。然而，當詔書抵達申府之時，申時行已經處於生命的最後階段。

面對皇帝的厚賜，申時行表現出了他一貫的謙遜與淡泊。他讓兒子申用懋歸還了皇帝賞賜的金幣，這不僅是對物質財富的淡然態度，也是對皇帝恩賜的一種禮敬。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申時行仍舊心繫國家大事，他口述了一份遺疏，向神宗提出了五項建議：“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斂、慎封疆、起廢佚”。這些建議，體現了申時行對國家治理的深刻理解與殷切期望，即使在生命的盡頭，他仍不忘盡忠職守，為國家的興盛與民生的福祉發聲。

七月十九日（1614年8月23日），申時行在家中安然辭世，享年八十歲。他的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留下了一位政治家與文人的光輝遺產。神宗皇帝聞訊，下詔追贈申時行為太子太師，追封以極高的榮譽，諡號“文定”。這個諡號，不僅是對申時行個人品德與才華的褒獎，也是對他一生政績與文化貢獻的最終肯定。

六、結語

申時行的一生，是明朝文人從政的典範，他不僅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更在文學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記。他的詩文，如同其為人一般，不張揚而內斂，卻在平淡中見真章，彰顯出一種超越時代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