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的過程，是明朝末年政治動盪的典型反映。隨著明神宗在位後期對政務的疏忽，朝堂上逐漸形成了門戶之爭，以東林黨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東林黨人透過激烈的言論批評朝政，而魏忠賢的勢力則逐漸在幕後形成，圖謀排擠東林黨，以鞏固自身地位。

起初，魏忠賢的野心遭到了葉向高、韓火廣等輔政大臣以及鄒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龍等高官的阻撓。這些人秉持清議，維護朝綱，使得魏忠賢未能立即實現其野心。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魏忠賢及其黨羽透過一系列的策略，逐漸削弱了東林黨的影響力。

天啟二年（1622年），魏忠賢的侄子被封為錦衣衛指揮僉事，顯示了其家族勢力的擴張。當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指出魏忠賢與沈翭的不當交往時，他們被貶職，這標誌著魏忠賢開始對批評者採取報復行動。隨後，周宗建、文震孟、滿朝薦等人也因指責魏忠賢而遭到罷免，表明魏忠賢的勢力已能左右皇帝的決策。

天啟三年（1623年），魏忠賢的影響力達到了新的高度。他成功引薦私人魏廣微為大學士，進一步增強了其在朝中的根基。透過郭鞏的攻擊，魏忠賢打擊了周宗建、劉一燝、鄒元標等東林黨人，儘管周宗建與方大任進行了反擊，但未能阻止魏忠賢的勢力擴張。

魏忠賢不僅在外朝操控政局，還在內宮實施恐怖統治。他假傳聖旨，將朱常洛的選侍趙氏賜死，謀害了懷孕的裕妃張氏和成妃李氏，甚至導致皇后張氏流產，嚴重干擾了皇室的血脈傳承。此外，魏忠賢還對宮嬪和太監進行了清洗，鞏固了其在宮內的絕對權威。

同年冬季，魏忠賢兼領東廠事務，標誌著他權力的頂峰。東廠作為明朝最著名的特務機構，掌握著監視和鎮壓異己的權力，魏忠賢的控制意味著他幾乎可以無所顧忌地清除所有反對力量，實現了對朝政的全面掌控。

四、東林黨爭

天啟四年（1624年），明朝政治舞臺上上演了一場激烈的黨爭。給事中傅木魁勾結魏忠賢的外甥傅應星，誣陷中書汪文言，並波及左光斗、魏大中，引發了一系列政治風暴。汪文言被捕入獄，鎮撫司的劉喬在葉向高的指導下試圖保護汪文言，但遭到了魏忠賢的報復，被撤職並由其親信許顯純取代。

隨著魏忠賢勢力的膨脹，他開始對朝中異見者進行打壓。御史李應升、給事中霍守典、御史劉廷佐等人相繼進諫，均遭到魏忠賢的報復。副都御史楊漣的彈劾奏疏，列出了魏忠賢的二十四大罪狀，一度令魏忠賢感到恐慌，但最終在客氏與王體乾等人的支援下，魏忠賢穩住了局面，朱由校反而斥責了楊漣，顯示出皇帝對魏忠賢的偏袒。

楊漣的失敗激發了更多朝臣的抗議，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朱國弼、陳道亨、嶽元聲等七十餘人接連上書，揭露魏忠賢的不法行為。葉向高與翁正春請求遣返魏忠賢，以平息輿論，但未獲朱由校批准。

魏忠賢利用此機，開始了對東林黨人的全面清洗。他藉助顧秉謙、王體乾等人的協助，列出黑名單，將數十名正直官員如趙南星、高攀龍、陳於廷、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逐出朝廷，甚至驅逐了輔政大臣韓火廣和李邦華，正直之士如同秋風掃落葉般被清除。

隨後，魏忠賢利用權力，安排親信如朱童蒙、郭允厚、呂鵬雲、孫杰、霍維華、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等擔任要職，同時召回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徐紹吉、阮大鋮、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等人作為其黨羽，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朝中的勢力。

其中，崔呈秀編纂了《天鑑錄》和《同志錄》，王紹徽編撰了《點將錄》，將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東林黨人列為首要目標，網羅所有反對魏忠賢的人，指控他們為東林黨。這些黑名單成為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