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史稱“閹黨”。在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張瑞圖作為一名高階官員，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這場政治旋渦中，成為了“魏家閣老”之一。

張瑞圖的內心掙扎，源於他作為儒家學者的道德操守與現實政治環境之間的衝突。他雖位列高位，但並不像其他“閹黨”成員那樣徹底投靠魏忠賢，而是採取了一種更為微妙和複雜的應對策略。這種策略在某些情況下表現為對魏忠賢權威的表面服從，而在另一些關鍵時刻，則表現為一種溫和的反抗和制約。

例如，天啟五年（1625年），當懿安皇后之父張國紀面臨迫害時，張瑞圖站出來進行了干預，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保護了張國紀，避免了一場可能的政治清洗。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張瑞圖對親情和正義的維護，也反映出了他不願完全淪為魏忠賢工具的決心。

同樣，在魏忠賢企圖在京師文廟旁建造生祠，並在其中設立自己的雕像時，張瑞圖與呂天池一起試圖阻止這一行為。儘管最終未能成功，但他們的努力顯示了對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堅守，以及對魏忠賢過分膨脹野心的不滿。張瑞圖深知，讓一個宦官在象徵著文化和道德權威的場所樹立個人雕像，是對儒家秩序的嚴重褻瀆。

此外，在處理方震孺、李承恩、惠世揚等大臣的案件時，張瑞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大臣因與魏忠賢政見不合而被投入詔獄，原計劃在冬至日執行死刑。張瑞圖透過提請緩刑的方式，多次與魏忠賢周旋，最終說服熹宗下令停止行刑，挽救了這些大臣的生命。這一系列行動表明，儘管身處“閹黨”內部，張瑞圖仍然試圖在權力的縫隙中尋找平衡，以自己的方式守護著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則。

四、政治清算，晚年隱居

隨著熹宗駕崩，崇禎帝朱由檢即位，標誌著明朝歷史上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同時也預示著魏忠賢及其“閹黨”統治的終結。崇禎帝即位之初，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對魏忠賢及其黨羽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打算長期放任“閹黨”的影響。不久之後，崇禎帝開始著手清除魏忠賢的勢力，一場針對“閹黨”的政治清算正式拉開序幕。

張瑞圖，儘管在魏忠賢當權時期曾是內閣成員之一，但他在一些關鍵時刻的表現顯示出與“閹黨”主流不同的立場，這或許為他贏得了崇禎帝初期的一些寬恕。然而，好景不長，崇禎元年（1628年），在科舉考試中，張瑞圖和施鳳來擔任考試官，他們所錄取的考生大多與中官、勳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這一事件觸怒了崇禎帝，他無法接受科舉公平性受到如此明顯的破壞，於是決定嚴懲相關官員。

在隨後的調查和審判中，張瑞圖被認定有罪，被判處徒刑三年，但可以繳納贖金以替代實際服刑。這一判決不僅標誌著張瑞圖政治生涯的結束，也揭示了崇禎帝決心徹底清除“閹黨”影響的決心。隨著處罰的下達，張瑞圖被迫離開了他曾經叱吒風雲的朝廷，回到了故鄉晉江青陽下行村。

晚年，張瑞圖選擇了一條與世無爭的道路，他不再涉足政壇，而是專注於書法和詩歌的創作。在故鄉，他經常到白毫庵與僧人談論禪理，過著一種超脫世俗、寧靜致遠的生活。他的書法和詩歌作品，不僅體現了他對藝術的深厚造詣，也流露出了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對人生和自然的深刻感悟。其中，《村居》、《庵居》六言詩三百首，更是成為了後世傳誦的經典之作。

五、身後名譽，爭議重重

張瑞圖去世後，南明隆武二年，唐王朱聿鍵為其平反，賜諡“文隱”。林欲楫所撰寫的《明大學士張瑞圖暨夫人王氏墓誌銘》試圖為張瑞圖的“閹黨”身份辯護，列舉了一系列事例證明其在魏忠賢時代所做出的努力。然而，由於林欲楫與張瑞圖的親屬關係，加之當時社會動盪，這一說法並未得到廣泛認同。張瑞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