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崇禎四年（1631年）的會試事件上。周延儒親自擔任主試官，違反了由次輔主持的傳統，且在考試中涉嫌舞弊，使姻親陳於泰和好友之子吳偉業分別獲得了廷對第一和會元。這一舉動被溫體仁及其親信利用，透過洩露資訊給御史袁鯨，企圖藉此扳倒周延儒。然而，周延儒搶先一步，將吳偉業的試卷呈給崇禎帝，得到了皇帝的認可，從而暫時化解了危機。

然而，周延儒的其他不當行為逐漸浮出水面，包括他提拔的官員被指涉賄賂，以及其家人在地方上的橫行霸道，引發了輿論的強烈不滿。崇禎四年（1631年）閏十一月，一系列針對周延儒的彈劾潮起，包括陝西道御史餘應桂、戶科給事中馮元飆在內的多位言官，紛紛揭露周延儒的貪腐和專橫。儘管崇禎帝對周延儒進行了庇護，但吳橋兵變的發生，讓周延儒被指責為禍首，輿論壓力進一步加大。

溫體仁透過其控制的吏部尚書閔洪學，將過錯推卸給周延儒，使得朝中官員紛紛轉向溫體仁。周延儒的親信開始反擊，尤其是兵部員外郎華允誠，直接指控溫體仁與閔洪學勾結，排除異己。崇禎帝採取了平衡措施，既處罰了華允誠，又批准閔洪學休假，同時對周延儒和溫體仁的避世做法表示不滿。

隨後，周延儒與溫體仁的爭鬥升級，雙方互有攻訐。周延儒利用親信陳於泰攻擊溫體仁，而溫體仁則唆使宣府太監王坤彈劾陳於泰，進而牽扯到周延儒。周延儒被迫自請辭職，但被崇禎帝挽留。然而，當刑科都給事中陳贊化揭露周延儒招權納賄，尤其是對原內閣首輔李標說可以影響崇禎帝旨意，稱崇禎帝為“羲皇上人”時，周延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崇禎帝對此事極為重視，追問詳情。在無可抵賴的情況下，周延儒於崇禎六年（1633年）六月被迫辭職，回到了家鄉宜興。周延儒試圖透過推薦他人來制約溫體仁，但最終未能成功，溫體仁順利接替他成為內閣首輔，標誌著周溫傾軋的階段性勝利，也昭示了周延儒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

四、再任首輔

周延儒的再次復出，是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彼時的明朝已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內有農民起義的烽火蔓延，外有滿清的虎視眈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溫體仁倒臺後，其親信張至發、薛國觀相繼接任首輔，但局勢並未好轉。復社成員吳昌時，作為周延儒的門生，與復社領袖張溥聯手，耗費巨資結交崇禎帝身邊的宦官，如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意圖推動周延儒重返政壇。與此同時，崇禎帝也有意再次起用這位曾被罷黜的首輔。

九月十二日，周延儒與賀逢聖一同進京，次日便得到崇禎帝的召見，隨即官復原職，出任內閣首輔。在赴京途中，周延儒曾對門生楊士聰坦言，自己深知復出必致禍，但出於責任與使命，他不敢不來。這番話語，既透露了周延儒內心的憂慮，也反映了他對國家大事的擔當。

周延儒復出後，迅速著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釋放漕糧白糧欠戶、減免積年拖欠賦稅、減輕兵災歲荒地區的田賦負擔、寬宥輕罪犯人、恢復被錯誤處分的舉人資格、增加取士名額、召回因直言而遭貶的官員等。崇禎帝對這些政策全盤接受，並賜宴為其洗塵，顯示出對周延儒的高度信任與期待。

在施政過程中，周延儒確實展現出了賢相之風，提拔了不少有聲望計程車大夫，取得了一定的政績，贏得了朝廷內外的讚譽。崇禎帝對周延儒的倚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尊稱其為“元輔”“先生”，而且頻繁賜坐、賜膳，對周延儒的奏摺幾乎當日批覆，即便偶有延遲，也會附上解釋，並表達出對周延儒如同左右手般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禎帝在皇極殿的隆重儀式後，特意召見閣臣，以師席之禮待之，表達了對閣臣，尤其是周延儒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