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考察為後續制定更為詳盡的治理方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全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孫嘉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摺，建議在靜海縣的獨流鎮開挖一條引水河。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有效防止河道淤積，並且是治理下游水患的關鍵措施。

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孫嘉淦進一步上疏，詳細闡述了綜合治理直隸境內幾條主要河流的具體辦法。他提出的計劃包括對永定河、子牙河、南運河、北運河以及東白洋兩澱進行全面治理。這一系列措施旨在透過科學合理的規劃和施工，改善整個地區的水利條件，從而達到防洪、灌溉和航運的多重目的。乾隆帝在收到奏摺後，不僅批准了孫嘉淦的提案，還特別嘉獎了他的努力。

恰逢此時，江南河道總督高斌進京述職，乾隆帝命令高斌在路過直隸地區時，與孫嘉淦共同協作，處理直隸河務工作。高斌的到來為孫嘉淦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助力，兩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共同合作，使得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得以順利推進。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永定河的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疏通，不僅增強了河道的排水能力，還加強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建設，大大提高了該地區的抗災能力，減輕了洪水給當地居民帶來的苦難。

六、晚年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孫嘉淦從直隸總督的職位上調任為湖廣總督。這一調動意味著他將面臨新的挑戰和責任，湖廣地區同樣是一個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稠密的地方，需要一位既有經驗又有魄力的官員來治理。

然而，好景不長，乾隆八年（1743年），孫嘉淦因為在處理謝濟世案的過程中被認為包庇屬下，處理不當，最終被革去了湖廣總督的職務。這次事件對孫嘉淦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他的政治生涯並未因此而結束。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孫嘉淦被任命為宗人府府丞，雖然這個職位相對低調，但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職務，顯示了朝廷對孫嘉淦能力的認可。

乾隆十年（1745年），孫嘉淦再次獲得晉升，擔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這一職位讓他重新回到了中央監察體系的核心位置，負責監督百官的行為，確保朝廷的各項政策得以公正有效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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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孫嘉淦以年老為由請求退休。考慮到他已經六十多歲，這個年齡在當時已經是相當高齡，他的請求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然而，孫嘉淦並未真正離開政壇。兩年後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回到京城，入 值 上 書 房，這表明他在退居二線的同時，仍然在為國家貢獻自己的智慧和經驗。

乾隆十五年（1750年），孫嘉淦再次被重用，先是擔任兵部侍郎，隨後升任工部尚書，並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這一連串的晉升表明，儘管年事已高，但孫嘉淦的才能和經驗仍然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

乾隆十七年（1752年），孫嘉淦達到了他仕途生涯的巔峰，被任命為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這個職位不僅是對他多年忠誠服務國家的一種肯定，也是對他個人能力的高度認可。吏部尚書負責全國官員的選拔與考核，而協辦大學士則意味著他在參與制定國家政策方面有著重要的發言權。

然而，孫嘉淦的輝煌仕途並未持續太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孫嘉淦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在他去世後，被追贈諡號“文定”，這一諡號不僅是對他學術成就的認可，更是對他一生廉潔奉公、敢於直言精神的讚揚。

結語

孫嘉淦的一生是清廉與忠誠的寫照，他的故事激勵著後人追求真理和公正。儘管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直言不諱往往伴隨著風險，但孫嘉淦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成為了清代歷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直言名臣。他的事蹟證明了即使在權力中心，也有可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