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經濟領域的問題。他提議在省城增加十個鑄錢的火爐，並在臨安地區增設五個鑄錢爐，以滿足當地貨幣流通的需求，並撥付餉銀用於支援鑄造工作。同時，他還提出了開發姚州鹽井的計劃，以及鼓勵南安州地區招募農民進行土地開墾的建議，旨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三、移督別地

慶覆在雲貴總督任上的成績顯著，很快他就被調任為兩廣總督，這表明了他在地方治理方面的能力得到了乾隆帝的進一步肯定。在兩廣總督任上，慶復繼續展現出了他作為地方官員的責任感和正義感。

上任不久，他就發現廣東海關監督鄭伍賽存在敲詐勒索的行為，立即上書彈劾。經過朝廷調查，鄭伍賽的行為被證實屬實，按照法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此舉不僅彰顯了慶復堅持正義的原則，也為肅清地方官員隊伍中的腐敗現象作出了貢獻。

在兩廣總督任上，慶復同樣注重教育事業的發展。他意識到海南島地理位置特殊，島嶼四面環海，中間有五指山，自古以來便是黎族人的聚居地。因此，他建議在該地區設立義學，以便貧困家庭的子女能夠接受教育，並且為當地讀書人提供應試的機會，同時設立專門針對黎族人的錄取名額，以保障他們在州縣中的代表性。這一建議體現了慶復對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關注，有助於推動當地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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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1743年），慶復再次向朝廷提交了有關廣西東蘭州的治理建議。東蘭州自雍正初年開始實行改土歸流政策，但當地環境惡劣，道路崎嶇，百姓運送糧食到此地十分不便。為此，慶復建議將駐地改設在距離目的地一半路程的三旺，減輕百姓負擔。這一建議最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顯示了慶覆在解決實際問題時的務實態度。

不久之後，慶復又被任命為川陝總督。面對郭羅克土番地區頻繁發生的“夾壩”（即劫掠）事件，慶複果斷採取了措施。他下令捉拿並處決了土番首領林噶架，以此震懾了當地民眾，恢復了社會秩序。同時，他推行了教育和生產相結合的政策，鼓勵當地的貧困家庭學習耕作技術，並允許他們在特定的時間段外出打獵，以補充生活所需。此外，還在西部重要的關隘設定了報信計程車兵，確保了資訊的及時傳遞，並安排松潘的總兵每年定期巡視，駐紮在阿壩地區，以增強當地的治安管理。

四、進剿西南

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慶復面臨了一個嚴峻的挑戰：駐防颱站的官兵在回營途中遭遇了瞻對地區“夾壩”的搶劫事件。這一事件的背後，是下瞻對土司班滾對其部下行為的放任，導致了當地局勢的進一步惡化。鑑於此，慶複決定採取行動，上書請求朝廷批准出兵進剿，並且命令與瞻對相鄰的土司們在各隘口堵截防禦，防止事態蔓延。

乾隆帝深知維護通往西藏的道路暢通無阻的重要性，這對於清朝控制西藏具有戰略意義。因此，他同意了慶復的請求，並下令進行徹底的清剿行動，力求達到一勞永逸的效果。

六月，慶復聯合四川巡撫紀山和提督李質粹一同上書，請求朝廷派兵進剿瞻對。乾隆帝指示三人共同商議作戰策略，確保行動萬無一失。隨後，慶復指揮軍隊展開攻勢，李質粹率部進駐東俄洛，控制住上下瞻對的主要通道；夔州副將馬良柱則率南路軍從裡塘出擊；松潘總兵宋宗璋率北路軍從甘孜出發；建昌總兵袁士弼則率領中路軍從沙晉隆進攻。四路大軍齊頭並進，向上 下瞻 對 發 起進攻。

班滾在壓力之下試圖向清軍投降，但慶復並未接受他的請求。與此同時，乾隆帝授予慶覆文華殿大學士的榮譽，並讓他繼續留在當地擔任總督一職，表明了皇帝對其工作的肯定。

乾隆十一年（1746年）春，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