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瓦齊統治的否定，也是對清朝強大國力的認可。

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爾伯特部的三位重要領袖——車凌、車凌烏巴什、車凌蒙克，面對準噶爾部的壓迫和排擠，意識到依附於這樣一個不穩定的政權並非長久之計，於是決定率部眾三千七百餘戶，總計一萬五千多人，離開準噶爾，歸附清朝。這一事件不僅展示了清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強大吸引力，同時也表明了準噶爾內部矛盾已經達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

同樣是在這一年八月，輝特部的阿睦爾撒納和其他宰桑、臺吉，包括和碩特部的臺吉班珠爾等人，也帶著他們的部眾前來歸順清朝。這一系列的事件，無疑是對準噶爾統治集團的重大打擊，不僅嚴重削弱了其軍事力量和社會基礎，也為清朝進一步瞭解準噶爾的情況提供了寶貴的機會。

對於乾隆皇帝而言，這些部族的歸附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方面，它標誌著準噶爾部多年來試圖維護的統一局面開始崩潰；另一方面，這些歸附的部族為清朝提供了一個瞭解準噶爾內部狀況的機會，使得乾隆帝能夠更好地制定針對準噶爾的戰略決策。

四、反叛失敗

清朝經過數代的努力，已經基本實現了全國的統一，唯有西北邊疆地區仍處於準噶爾貴族的控制之下，這對清朝的統治構成了持續的威脅。面對這一挑戰，清朝政府一直在積極籌備，力求解決來自西北的隱患，以達到全面統一的目標。

乾隆時期，厄魯特三車凌和阿睦爾撒納的歸附為清朝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透過這些部族的內附，清朝獲得了大量關於準噶爾內訌的資訊，瞭解到達瓦齊統治下的準噶爾已經失去了民心，內部矛盾重重，各部落之間互相猜忌，達瓦齊本人更是失去了眾多部眾的支援。

基於這一情況，乾隆帝決定趁此機會出兵準噶爾，完成統一西北的大業。阿睦爾撒納向乾隆建議，應當選擇春季作為出兵的最佳時機，因為此時達瓦齊準備不足，且無法遠逃。他還提出，清軍可以在額爾齊斯河附近屯田，以保障糧食供應，並建議派遣精銳部隊佔領有利地形。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親自起草了討伐準噶爾的檄文，明確了出兵的理由和目標。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按照既定計劃，兵分兩路向準噶爾進軍。北路由班第擔任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從烏里雅蘇臺出發；西路則由永常擔任定西將軍，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將軍，從巴里坤向伊犁地區推進。

清軍此次行動得到了天山南北各族人民的廣泛支援。長期以來，準噶爾貴族的統治不僅殘暴，而且內鬥不斷，使得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因此，當清軍進入準噶爾地區時，許多部落的領袖帶領部眾前來迎接，有的攜帶乳酪、羊馬等物資支援清軍，沒有出現任何抵抗的情況。這充分說明了當地人民對於清軍到來的態度，他們渴望結束混亂的局面，實現統一和安定。

達瓦齊對於清軍的突然行動顯然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清軍的強大攻勢，他的部下紛紛倒戈投降，導致了整個局勢的迅速崩潰。最終，達瓦齊僅帶著少數親信逃往天山以南，企圖尋找避難之所。然而，他在烏什被當地的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抓獲，並被送交給了清軍。

五、幸運結局

達瓦齊被清軍俘虜並押解至北京後，按照清朝的傳統，在午門舉行了盛大的獻俘儀式。這是清朝用來展示其權威和勝利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向國內外宣示其統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在這樣的儀式中，被俘的敵人通常會被展示給公眾，以此彰顯朝廷的威嚴。

然而，對於達瓦齊的命運，乾隆帝展現出了不同於尋常的寬宏大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農曆四月二十七日，正值乾隆帝為皇子嘉親王（後來的嘉慶帝）冊封副都統內務府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