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的評價標準存在偏差，往往將那些無所作為的官員視為“安祥”，而對那些勤勉盡責、勇於擔當的官員則視之為“多事”。這種錯誤的價值導向導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敗。為此，蔣攸銛呼籲應當打破常規，選拔真正有能力的人才，並對那些貪汙腐敗的行為予以嚴厲懲罰。

緊接著，在嘉慶十九年（1814年），蔣攸銛進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觀點，再次上書皇帝強調了靈活選材的重要性。他主張應該根據實際需要來選拔官員，而非拘泥於形式，這樣才能確保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嘉慶皇帝認同了蔣攸銛的觀點，並採納了他的建議，這表明了蔣攸銛的思想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和影響力。

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蔣攸銛同樣展現了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嘉慶二十年（1815年），面對日益嚴重的鴉片走私問題，蔣攸銛上書朝廷提出了《查禁鴉片章程》，建議加強對外國船隻的檢查，防止鴉片流入國內，並對相關人員進行嚴厲的法律制裁。嘉慶皇帝對此表示贊同，並指示蔣攸銛嚴格執行。

然而，隨著英國商人對中國市場的進一步滲透，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國兵船再度侵擾沿海地區，使得局勢變得更加複雜。蔣攸銛果斷採取措施，關閉沿海貿易口岸，並禁止民眾與外國人合作。

三、治川有方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蔣攸銛調任四川總督，面對四川地區特有的民風和複雜的社會治理問題，他採取了一系列創新且有效的措施。四川自古以來就是民風彪悍之地，百姓習慣隨身攜帶兵器，這既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也容易引發械鬥等社會治安問題。蔣攸銛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於是，他將居民編排成組，實行連坐制度，以此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減少私人制造和攜帶武器的情況。與此同時，他還減免了灌縣的租稅，以支援每年對都江堰的修繕工作，確保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能夠繼續為當地農業生產提供保障。

在文化教育方面，蔣攸銛同樣表現出色。他重修了文翁石室，這是一處歷史悠久的文化遺址，透過此舉不僅弘揚了傳統文化，還促進了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蔣攸銛還致力於開辦學校，選拔和培養人才，為四川地區的長遠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蔣攸銛組織並率領土司首領前往京城參加祭祀活動，並接受了皇帝的賞賜。這一舉動不僅加深了中央與地方少數民族之間的聯絡，也有助於鞏固邊疆穩定。同年正值嘉慶皇帝六十壽辰，他宣佈免除全國各省之前所欠的稅款，而四川由於管理得當，沒有欠款記錄，因此受到了特別的讚揚。嘉慶帝對蔣攸銛的治理成績給予了高度肯定，並命令吏部對其予以嘉獎。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隨著嘉慶皇帝的逝世，蔣攸銛參加了昌陵的祭拜儀式，並因在四川的卓著政績被新君清宣宗加封為太子少保，以表彰他的貢獻。

進入道光年間後，蔣攸銛繼續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道光二年（1822年），他成功平定了松潘廳黃勝關外的“果洛克野番”搶掠事件，進一步鞏固了邊疆的安全。同年晚些時候，蔣攸銛被召入京任職，擔任刑部尚書，併兼管戶部三庫事務。此外，他還被授予正黃旗都統的榮譽職位，獲得了在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權，這是一項通常只授予最高階別官員的特殊待遇。

不久後，蔣攸銛又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但剛上任不久就遭遇了一場嚴重的水災。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他迅速採取行動，請求從南方緊急調運糧食四十萬石，並申請撥款四百萬兩用於救災。災後重建過程中，蔣攸銛不僅親自參與了治理京畿地區的水利工作，還指派專人負責修繕河堤，確保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災害。這些措施有效地緩解了災情，併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