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點奔頭，曲阜的孔夫子，鄒縣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餅，大蔥蘸醬，遠走他鄉呢！

那時的交通工具，為牛拉車，速度奇慢，那時的國道幹線，為泥石路，坑窪不平，那時雖沒有車匪路霸，但翦徑的綠林豪傑，偶爾也會從草莽中跳出來，橫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為了生計，也就不得不爾。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題目很長的文章，《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考證出來孔夫子的胃病，與聖人們為了謀生，推銷自己的學問，常年作艱苦跋涉的旅行有關。

不似人君（2）

我生於上海，食大米長大，曾經覺得此論有點牽強。1949年，到了北方，嚐到了咬難斷、嚼難爛的戧面饅頭，硬如鐵、厚如磚的掛爐鍋盔，才體會這些乾糧在胃裡，那確實難以克化的過程，便欽服了魯迅的論斷。吃了一肚子這樣的食物，在牛車上長途顛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脫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時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精神狀態下，人類生活習慣所形成的必然結果。孔夫子那個時代，容易得消化系統的病，因為食物粗糲，製作簡陋，連皮帶殼，極難吸收，故而胃腸受損。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日子好過，胃口大開，攝取食物大大超過營養需要，結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時間，富貴病又成了時髦。至於與我年紀相仿的當代文人，十有###，不是高血壓，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紀裡的政治運動，那年復一年的誠惶誠恐，那歲復一歲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麼時代生什麼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則更要命，這一點，我又不禁羨慕孔夫子的幸運了。

但是，二位聖人的求職過程，相當不順。“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陳梁”（《史記》），四處碰壁，狀況頗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簡單，大時代變了。用現在的話說，社會轉型期，儒家的烏托邦主義，民貴君輕的理想主義，克己復禮的完美主義，已經是“昨夜星辰昨夜風”，陳舊了，過時了，不吃香了。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務實，更功利的人君，寧肯接受採用懲罰手段的，不顧人民死活的，不講道義公正的，乃至於為達到目的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法家”統治術。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時抬舉的那些名公，他們一上臺，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連網及，不論無辜，馬上就將老百姓弄得啞口無言，連屁也不敢放一個。人君（尤其像梁襄王這樣不似人君者）覺睡得安穩，立刻賞給他們“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史記》）的優厚待遇，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這些，孟夫子連自殺的念頭都有過的。所以，磚畫像上的孟夫子，臉很長，像犯了痔瘡似的，一腦門子官司。但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應該感謝孟子這個“不似人君”的論斷，這等於是一把尺子，可以用來丈量數千年封建社會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夠不夠格？如果老百姓有了這一份敢於抬起頭來丈量皇上的勇氣，實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話說回來，毫無民主可言的封建社會中，有這點勇氣，或者，沒有這點勇氣，能改變“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嗎？

這裡，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為例了。

他在沒有當皇帝之前，倒也沒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龍椅，就不是那東西了。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對這個“不似人君”的後唐莊宗，有一段精彩的記載。

“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