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學受了傷，大家緩緩撤回國道，發現路邊已經橫七豎八坐著很多渾身是血的同伴，多數都是被抓傷、砸傷，還有很多頭上纏著繃帶的，每個人都是一臉悲憤。我和阿軒攙著小胖，幾個抬著擔架的人過來把他接上開往醫院的警車。這時候分局的人過來登記大家的受傷情況，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著他們，怪他們沒有提前通知我們採取防護措施。

也許是有關部門這才意識到事態的棘手性，大批的防暴警察乘著幾輛“依維柯”趕來了。這是我第二次見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頭盔在路燈下看著亮裎裎的，黑皮靴，個個手拿盾牌，腰間掛著匕首和警棍，和上一次在F國領事館門口的裝束完全不一樣。

指揮官簡單交待了一下任務，所有警察一聲大喊：“明白了！”接著就列著方陣往村子裡面開，皮靴打在地上誇誇作響。我們先是又羨慕又佩服地看著他們，覺得這才是真正警察的樣子，後來才意識到還有三個同學沒回來，也許已經被扣在村子裡面，於是我們受了輕傷的幾十個人也跟著隊伍往村子裡頭衝，心想不管這次事件對錯在誰，怎麼著也要把被困的兄弟們先解救出來。

再次衝進村子，到處都是迎面飛來的磚頭和石塊，又有人被打傷，打人者也很快被防暴警察拉出來，反銬上押到外面。幾個同學很快被找到了，他們倒在一個糞池旁，渾身是傷。

兩個小時後，我們回到路邊休整，分局的同志給大家發了礦泉水和麵包。我們無精打采地盤腿坐在國道上，一口氣把水喝乾，把麵包墊在帽子裡，因為很怕再衝進去面對漫天飛過來的紅磚……

回到寢室，和大胖、大飛等人說了當晚的情形，大家半天沉默不語。

第二天，我們向教官請好假，去醫院探望了小胖，他被診斷為輕微腦震盪，頭部只是被打破了點皮。

幾天後，派出所來找小胖做筆錄，據說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那人涉嫌妨害公務罪和故意傷害罪，小胖什麼也沒說。

多年後，寢室的兄弟再次相聚時我們仍好討論那個夜晚，大家都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看到《南方週末》裡提到的那些弱勢群體和社會不公也會憤憤不平，時常把人文終極關懷掛在嘴邊，可是為什麼在那個夜晚，我們會向我們平素關注的那些弱者掄起拳頭和警棍呢，難道正當防衛和職務需要就能作為辯解的理由嗎？面對本來是非法移民的人們的要求，難道就沒有別的更和緩的解決之道？移民們為什麼不嘗試以行政救濟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訴諸遊行和暴力？

我們費解，又彷彿在以後的生活中逐漸得解。

二○○二年，再次經過當年的小夏村時，那裡已經起了一片高樓，旁邊是正興土木的高爾夫球場和大型賽馬場，來去匆匆的遊人們，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三年前的某個喧囂的夜晚，一群年輕人在這裡經歷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新訓班宣佈解散，我們按事先擬好的名單被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各個部門：

大胖被分往安康醫院，據說是去管理那些俗稱“武瘋子”的精神病患者。

二胖在江南分局派出所刑警隊做內勤。

小胖去了技偵部門，做了一段時間外線跟蹤員後改在機房工作，維護一百多臺計算機的運作，他的夢想得以超標實現。

早早被分在江北分局看守所，擔任管教幹部。

阿軒被分入北岸交警大隊，正式成為了他心目中的二流警察，每天站在全市最繁華的路口指揮交通。

我和阿理光榮地成為了防暴警察，他被分在市局防暴支隊第一大隊，我被分在第八大隊。和我們同命運的還有這一批六十多個兄弟。

只有大飛的分配在我們的預料之中，他進入政治部宣傳處負責公安宣傳工作。

分配名單宣佈後